【文章内容摘编自任远老师2018年的访谈记录《我的哲学思想和研究背景——张华夏教授访谈录》】
生于1933年的张华夏教授，在抗日战争的战火中度过了童年。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广州广雅中学和中山大学附属中学读书，并在父亲的影响下迷上了数学和物理学，学习成绩以数学为最优。但后来考大学的时候，张华夏教授却选择了中山大学经济学系的文科专业，而这一转变正是受到哲学学习的影响所致。他在访谈中提到：“1948—49年，我就读的中山大学附中，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规模巨大的学潮。在学潮中和学潮后，我们这些卷入学生运动中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青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成立秘密的‘新知识学习小组’，将进步书藏在一个同学家的夹墙里以便取出阅读……当时对哲学是这样的着迷，以至踢一块石头都问同学这块石头为什么动。”怀着为国家谋复兴的热忱以及建立新经济学体系的雄心，张华夏教授选择了在大学就读经济学专业。不过，期间他从未间断哲学学习。他直言：“我的哲学兴趣比经济学还要强。”大学毕业一年后，张华夏教授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读研究生，从此开始了60余年的哲学学人生涯。1957年，张华夏教授从复旦大学哲学系毕业。此后十余年间，新中国陷入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当中，这对他的学习和研究工作造成了极大的不确定性，他的身份也从一名哲学讲师变为电子管厂的技术员。可是，张华夏教授在艰难的岁月里仍然苦恋读书和学习，不断丰富着自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自然科学等方面的阅读量——这是如何做到的呢？在访谈中，他介绍道：“我有一个秘诀，叫做‘青黄不接好读书’。举个例子来说，在毕业分配到华中工学院之前，大家等分配，整个宿舍是乱哄哄的，今天宣布那几个人到科学院，明天宣布那几个人分配到广州高等学校，可是我都不管这些，我的心情还在读书方面，利用差不多十天的时间，我读完捷普洛夫的《心理学》，这本书的内容一直到今天还记得清清楚楚。……总之不论搞什么政治运动，或非专业事务，总有许多‘青黄不接’的时光为我提供学习时间。”正是这些从“青黄不接”中挤出来的时间，被张华夏教授转化为哲学和科学方面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储备，成为他日后治学的坚实基础。1977年，张华夏教授被调任回到中山大学，受命组建中山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并担任教研室主任，秉持“追求真理、学术自由、尊重传统”的基本思想，开展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至1996年退休为止，张华夏教授在中山大学哲学系任教19年。但最令他难以忘怀的，仍然是开启新一段教学生涯、重新迎来学术的春天的1977年。他说：“给77级上课，是我生平最美好的时光之一。”77级同学所展现的青春的活力和对真理的追求，给张华夏教授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而哲学研究日渐不受公众重视的今日，“哲学何为”、“哲人何为”是让每一位哲学工作者感到迷茫的问题。国内不少哲学家认为，追寻终极实在和宇宙真理的哲学理想已成过去式——这个理想一部分被放弃，一部分被转交给了科学家——而当代哲学的关注点已从实在和自然转向了人类社会。然而，张华夏教授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求解“宇宙之谜”是哲学家的本来责任，哲学不应放弃对马克思所谓“自然界的基本奥秘”的追求。他说：“我要了解世界的奥秘，追求真理，这一点贯穿了我的一生，从来没有改变。”探寻真理的哲学理想成为了张华夏教授从事哲学研究的不竭动力，甚至一直到退休20年后，他仍能保持每天八到十小时的学习和工作时间，勤耕不辍。他说：“学术永远没有退休。”最终，张华夏教授完成了“哲学三部曲”《实在与过程》、《现代科学与伦理世界——道德哲学的探索与反思》和《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哲学探索》，践行了“生命不息、探求不止”的人生信条。在此期间，张华夏教授还组织和参加了数次靶子论文研讨会，与后学们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并进行学术探讨。2016年冬举办的南方哲学论坛上，84岁高龄的张华夏教授拿出了《系统科学三大定律》和《科学的结构——后逻辑经验主义的科学探索》作为靶子著作，同与会学者一道深入探讨了后逻辑经验主义科学哲学、当代系统哲学与辩证法等领域的学术问题，其精神风貌、治学精神给参会人员留下了深刻印象。2019年11月18日，张华夏教授在广州逝世。斯人已逝，精神长存。张华夏教授的哲学理想和钻研精神，将继续驱策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不断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