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庆专栏 | 丁宝兰先生小传

发布日期：2020-11-16

 

丁宝兰（1919-1988），广州市人。1942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研究生院，获教育学硕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生前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室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无神论学会理事、广东人口学会理事，民盟广东省委文教科技委员会委员。其学术专长是哲学史方法论、中国近代哲学史、中国无神论史等。
丁宝兰的原专业是教育学。受著名教育家许崇清影响，此时的中山大学教育学以师承杜威教育思想为特色。但1949年以后，随着社会变迁，中国教育也进行了调整。中山大学后来不设教育专业，丁宝兰也从教育学转到哲学上来。与同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在新的政治环境中，他也经历了接受世界观改造的过程。他力图与新的意识形态相认同，1956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段性和实践性》一书便是证明。但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他遭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此后到资料室工作，但学者心智未泯，他利用可能的条件，又重拾旧日的课题，1964年于香港出版《中国历代教育家》一书。恢复教学工作后，他先后从事西方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的研究。直到“文革”结束以后，他的学术生涯才又枯木逢春。
近10年来，丁宝兰集中精力于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和研究。他带了许多届研究生，更积极撰写论文。他在这个阶段的学术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新时期是拨乱反正的时期，中国哲学史研究也不例外，许多相沿成习的原则、标准需要重作界定、澄清，学术界气氛也相当活跃。丁宝兰积极撰文参加争鸣，先后发表《关于唯心主义评价问题的一些意见》及《论作为理论体系的有神论和无神论的区别》等文章。除体现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原著的熟悉外，论文的内容还显示出其对西方哲学史的丰富知识。特别是后一论题，借助中外哲学例子，提示部分体系存在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与有神论同时并存的“双轨”模式，阐明其不同于一般的唯物主义之不彻底性，对人很有启发。
第二，中国无神论史研究。无神与有神是相对的问题，丁宝兰的兴趣似乎更集中在分析有神论案例上。除《中国原始宗教和无神论的萌芽》外，他还就柳宗元世界观的有神论实质发表见解，并引起争论。上述谈有神论与无神论差别的方法论的文章，正是这一探讨、争论的进一步引伸。丁宝兰的有神论涵义不是仅指肯定人格神的观点，而是广义的，即恩格斯所说的那种归根结底以某种形式承认神创说的观点。所以在关于程朱理学是宗教还是哲学的争论中，他虽然不认为其是宗教，却肯定其有神学色彩。
第三，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研究。这是丁宝兰用力最多的领域，从《论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发展模式》及《试探讨戊戌维新运动性质的几个哲学问题》等论文标题，就可以看出他治学注重宏观概括、整体把握。中国近现代哲学由于不是传统哲学的自然延伸，而是在近代受西学的冲击变形、发展而来，许多问题头绪纷繁，很不容易把握，因而学界的歧见也颇多。丁宝兰站在哲学形态是社会历史形态的反映的立场上，从比较中西近代哲学的视角出发，阐明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如果用粗线条来勾画，西欧资产阶级哲学史出现过两种发展模式：十七八世纪英法等国的哲学发展公式是“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而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的公式是“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而中国近代哲学的发展模式，则近于德国古典哲学的发展模式，虽然两者有水平高低之分。

第四，岭南思想史研究。丁宝兰先生是岭南人，中山大学也位于岭南，故他把研究岭南思想文化也当作其职责。其主要成果体现在《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中。《评传》由中山大学哲学系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教师集体撰稿，丁宝兰总其成。岭南历史上开发虽较迟，但文化上有自己的特色，且随历史的发展而地位日益重要。该书包括21位人物的评传，丁宝兰撰写的人物有余靖、朱次琦、陈澧、洪仁玕、容闳、胡礼垣、何启等，基本上属于填补空白的工作。

 

附：主要著作目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阶级性和实践性》，广东人民出版社，1956年出版。

《中国历代教育家》，香港上海书局，1964年出版。

《岭南历代思想家评传》（主编），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录自方克立、王其水主编：《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第二卷《人物志（上）》，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年。略有改动。）

扫描此二维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