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前沿”课程第十三讲纪要｜李长春：德性政治：一个基于经史传统的考察

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副教授

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教授

        讲座从德性的基本含义入手。通常使用德性一词时，有美德（virtue）和道德（moral）的两种基本意涵，前者侧重使人优异、卓越、高贵、伟大的那些能力或者品质；后者侧重与人相处的内在意识和外在规则。前者解决成为什么人的问题；后者解决做什么，怎样做才对的问题。基于德性的两种区分，就有了德性政治（美德政治）和道德政治的区分，前者关注何种德性的人塑造或主导秩序，以及秩序会塑造何种德性的人；后者关注道德原则能否以及如何应用于政治，关注政治活动的道德属性。

        在中国古代，“德”的起源十分复杂，但比较确定的是“德”在周代已经盛行，并在周代与神、政治、礼乐有关，具有神性、政治性、历史性三重内涵。德性有一个从族群或政治体特质向个人品质转变的过程。

        德性一词的希腊文本身就有优异、卓越的意思。英雄时代，英雄能够为自己的族群在战争中取胜，然后为族群所崇拜，此时德性就是勇敢；城邦时代，在尚武的斯巴达，战士取代了英雄成为崇敬的对象，勇敢被看成是可以培养的公民德性。在民主制的雅典，教授修辞术的智术师声称自己在教授“德性”；哲人反对智术师，例如在《普罗泰戈拉》篇中，苏格拉底迫使普罗塔戈拉承认勇敢也统一于智慧这一德性。古希腊德性政治的主线实际上也就是哲人的智慧和智术师的勇敢之间的缠斗。

        古罗马的德性政治与中国有着更多可比性。其论述分别出现在历史—政治性著作和哲学—道德性著作中，有明显的经史分途的特征。波利比乌斯在其《通史》中将罗马人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罗马人的德性，这种观念实际上是把德性视作一种族群品质，类似于中国古代讲“夏德”“殷德”“汉德”。萨鲁斯特、李维等人的史著都以垂训后世为目标，有极强“资治通鉴”的意味，把罗马遇到的危机视为这种风尚习俗的衰败，类似中国古代的“德衰”和“礼崩乐坏”。

        《左传》《国语》对中国早期德性政治论述最为充分。在春秋时期，忠信是最普遍、最基础的德性，但不是最高德性。“明德”最初指的是神明的德性，后来演变成君主所具备的而普通人并不具备的特殊德性。“勇”作为一种德性在春秋时期已经成为被反思的对象，其相反的德性——“让”被提了出来。孔子主张“以礼让为国”，即是对他之前的传统进行了改造。相比于古希腊用智慧驯服勇敢，春秋时期的德性政治更多体现为用礼让来批评和反思勇敢。

        《诗》反映“王者之迹”，而“王者之迹”呈现王者之德。《诗》亡，意味着王者之德衰。孔子通过对齐桓、晋文之事进行善恶褒贬的评价，实际上是在混乱的历史中发现德性之光，并用其照亮昏暗的历史世界。承接《诗》亡，承接先王之德衰。从混乱的史文中提炼一种对德性政治的系统理解，并将之上推及三代。在经书中，古史、帝王被德性化，历史在六经中呈现为另一番景象。孔子把德性政治从历史中提取出来，把圣王塑造成为德性政治的典范。德性被谱系化、抽象化、一体化。

        春秋时期的“礼—德”结构逐渐被孔子之“礼—仁”结构所取代，仁逐渐取代忠信成为主德。与以往其他德性论述相比，仁更属人、更个体、更即时，兼有政治德性和伦常德性的性质，兼具自然德性和教养德性的意味。孔子之前，“修德”多指“修政”；孔子以后，“修德”多指“修身”。

        《孔子世家》中齐景公问孔子的问题与《孟子·梁惠王上》中齐宣王问孟子的问题都是关于德性的问题，但得到的答案却不一样：孔子给予了美德式的回答——秦国志大而行中正（什么德性），而孟子给予了道德式的回答——“保民而王”（怎么做）。这是因为在孟子时，作为礼乐文明产物和贵族生活方式的德性政治在礼崩乐坏的时代走向解体；德性之间的矛盾冲突要求德性统一性的实现，最终出现心性论的形上学。哲学上德性论转化为心性论，美德政治也转化为道德政治。

        讲座结束后，周春健老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精彩的总结和点评。现场同学也纷纷提问，李长春老师一一回应和解答。

        本次讲座最终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