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前沿”课程第十四讲回顾 | 张伟：“试金石”与“指南针”——德国启蒙时代的理性
2021年6月9日，中山大学哲学系2021年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课程第十四讲《“试金石”与“指南针”——德国启蒙时代的理性》在锡昌堂801室举行，本次讲座的主持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陈少明老师，主讲人为中山大学哲学系张伟老师。
讲座伊始，张老师先介绍了题目的缘由，后解释了何谓的“试金石”（Probirstein）与“指南针”（Kompaß），重点在于“理性”。理性是启蒙时代最重要的特征，它既与信仰-宗教问题相关，又与情感-道德领域有关。那么，究竟如何理解理性？康德将常识理性比喻为试金石，将启蒙理性比喻为指南针，二者有何关联？常识理性何以成为当时代德国哲学家最重要的共识？康德又是如何回应了休谟怀疑论的挑战，同时藉对常识理性节制和检讨，发展出他的批判哲学呢？围绕上述问题，张老师展开了讲座。
首先，张老师介绍了1755年以后的德国哲学图景。沃尔夫以及沃尔夫主义作为学术界的权威，长期统治着德国大学和德国的学术界，而在他逝世之后，新的学术权威尚未确立之前，德国学术界出现了“真空”时期，加之受苏格兰哲学的影响，呈现出多元发展的形态，形成了五个主要的哲学群体（即“柏林启蒙者”、“哥廷根共通感学派”、“感觉主义者”、“批判的经验主义者”和“反启蒙者”），这就共同构成了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与康德哲学之间德国启蒙时期的基本哲学图景。在此期间，针对休谟的怀疑论，欧洲哲学界形成两种不同的回应路向：一是以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为代表的苏格兰常识学派，以及在其影响下的德国的通俗哲学家们诉诸于常识理性的路径；二是把“英国的观察”融入到“德国的理论”中的康德批判哲学的路径。那么，康德是如何既回应了休谟怀疑论，同时又检讨常识学派以及通俗哲学对休谟的“回应”路向，从而实现德国启蒙的自我反思？
于是，张老师引入第二部分关于近代唯理论&经验论与康德理论哲学关系的探讨。康德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中坦言是休谟打断了其独断论的瞌睡（Schlummer），这说明了休谟的怀疑论对康德的冲击和影响是巨大的。张老师通过考究了康德受休谟影响可能的文本，指出康德之所以致敬休谟，在于后者对康德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自由与必然性的反省，根本上冲击着一切科学的根基，这就推动康德重新思考“未来能作为科学而出现的形而上学”的可能性。同时，张老师还指出康德所谓的“独断”不仅指唯理论的，也指经验论的，尤其是苏格兰常识学派中的独断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张老师认为，康德对常识理性的检讨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常识理性忽视了这种“通常的知性”应受到“批判理性”的节制，要遵循三条准则：1）自己思维；2）站在别人的地位上思维；3）任何时候都与自己一致地思维。另一方面，常识理性也是评判思辨知性的试金石。因此，从认识论意义上说，常识理性与启蒙理性之争在于如何看待感性与知性的协作关系以及两者如何在认识论中各自发挥其作用。同时，这也说明康德批判哲学从未摒弃常识理性，普通知性就自身而言也是一种试金石，启蒙理性（批判理性）最终要回到常识理性中来检验。
第三部分，张老师结合《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文本，从“教导”与“启蒙”的关系出发探讨了康德道德哲学。康德道德哲学在《奠基》中的“出发点”是人们日常道德生活中发挥其作用的常识理性，“总目标”是探求并确立道德最高原则，“方法”是先采取分析的途径从“通常的理性知识”通往“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找到道德最高原则；再采取综合的途径确立该原则，后回到其所应用的出发点即通常的理性知识。张老师认为，对康德而言，常识理性是足够的，但又是天真的。一方面，康德所寻求的道德法则、善的意志等东西早已蕴含在通常的理性知识之中，只是人们日用而不自知，而康德的工作就是不断把混杂着感性的，经验的东西剥离开来，找到纯粹化的道德法则。另一面，常识理性是天真的，易受人类禀好的引诱，招致自然的辩证。所以，道德哲学不是“教导”给人们以道德法则，而是“启蒙”，让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性，摆脱自己所招致的那种不成熟的状态，自己思维。
张老师特别强调的是，从“通常的理性知识”通往“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道德形而上学或纯粹道德哲学）的过程中，出现了“通俗的道德哲学”，这恰是反映了当时那一“真空”时期的德国哲学图景。“通俗的道德哲学”既不等同于“通常的理性知识”，更不等同于“哲学的道德理性知识”，毋宁说，它是“通往”道路上的一种“歧出”。
由此，张老师引出了最后一部分藉由康德“何谓在思维中确定方向”一文回应门德尔松与雅可比泛神论的争论，以及康德与他们二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导向宗教-神学问题。张老师指出，门德尔松在《晨课》中强调理性思辨的运用要常识理性（健全理性）引导来确定方向，继而引出思辨与常识的对立，但雅可比则认为理性无法确定地认识外部对象，而对世界的经验根本上依赖于信仰（启示）。虽然对门德尔松来说，信仰哲学是没有经过检验的认知，会滋生迷信和狂热，但对康德来说，信仰与常识理性都未经批判理性的检验，都可能滋长“狂热”。只不过，门德尔松贵在坚持以理性为试金石，不足是，他误把理性的主观原则（理性的信仰）当作客观原则（理性的洞识），相反，雅可比则是反启蒙者，站在理性的对立面，最终康德指出，应以“理性的信仰”为指南针。
最后，张老师总结道：常识理性始终有其问题，或者是“独断”（认知），或者是“天真”（道德），或者是“狂热”（信仰）。启蒙理性的核心是“正确地”“自己思维”（Selbstdenken）。第一，这既意味着，需始终明确感性-知性的认知论中的协作关系，以追问未来形而上学的可能性；第二，也意味着，需否弃理性-禀好的自然的辩证，走出天真，从混杂的常识经验中不断“纯粹化”以获得道德法则，继而追求实践理性的“至善”；第三，同时还意味着，需进一步明确理性自身的限度，明确其主观和客观的原则，悬置知识，以给信仰腾出地盘。综上，启蒙时代的理性既是“试金石”（常识理性），也是“指南针”（批判理性）。
随后，陈老师做了精彩的点评，张老师逐一回应同学们的提问。本次讲座圆满结束。
（供稿：聂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