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讯｜《杨荣国文集》出版
杨荣国文集
前言
《杨荣国文集》是杨荣国教授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所撰写论著的选录，内容主要是有关中国哲学思想史方面的研究。由于作者的出身、经历和所受时代洪流的影响，在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和进路，总会有其自身的特点。我们读一位学者的学术论著，所谓知人论世，如能对作者研究学术的思路历程和治学方法多点了解，对我们读书的收获（无论正面或负面）可能会有点帮助。这篇“前言”，就是希望对杨荣国教授这部《文集》的读者，能够起一点导读作用。
杨荣国教授是湖南长沙人，生于公元一九○七年八月，迄今已近百年。他一九二九年毕业于上海群治大学，开始投身社会工作。他在大学虽然念的是教育系，但后来他曾对女儿说：“那个时候，想找一份工作真难，去公办的中学教书，需要有门路。而我只能在私立中学转来转去，工资低，讲授的课程还不能让你选。”他毕业后回到长沙那几年，只是辗转在几间私立中学任教，有时还失业，只好当家庭教师。原来他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人有文化，才能使祖国富强，经过这段生活经历，使他逐步认识到仅靠教育救国是行不通的。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进入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势更是每况愈下，成为列强宰割的对象，特别是强邻日本，更是想独吞中国。早在大革命前后，长沙的文化界人士、青年学生就组织过“雪耻会”、“抗日会”，杨荣国也参加过抵制日货、反对向帝国主义投降等群众运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运动，并在国内各地组织了“救国会”。杨荣国一九三五年也在长沙加入了“救国会”。
抗日战争开始，国共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徐特立来湖南组建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他一面在国民党和社会上层人物中做统战工作，同时每星期还应邀到抗日救亡团体去演讲，使党的抗日救亡的方针政策更广泛地传播开来。一九三七年十一月，由吕振羽、张天翼等人组织成立“湖南文化抗敌后援会”（简称“文抗会”），杨荣国积极参加“文抗会”各种活动，还多次聆听徐特立的报告，并于一九三八年四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和当时的进步文化人一道，他们作的学术研究，能引导人民用历史唯物观点辩证地认识我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能提高人民的素质，能鼓起人民战胜强敌的信心和斗志。当年日寇横行，山河破碎，他们不顾一切困难险阻，选择了文化抗敌的道路，杨荣国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杨荣国参加党组织后，自身则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他自述对马克思的《资本论》及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都作了仔细的阅读。在重庆时，对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论联合政府》等著作，个人进行了学习。当时他在重庆搞统战工作，曾向周恩来汇报过工作，恩来同志教导说：“如形势不利于搞大规模的公开活动，有研究能力的人，尽可以利用这个形势，坐下来搞点研究，抓紧时间深造。”当时在重庆的一些进步文化人，如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等，都抓紧时机研究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以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弘扬爱国的民族精神。
不过对杨荣国学术研究指导思想影响最大的，据说是抗战时毛泽东著的《辩证唯物论提纲》，一说这是在延安抗大的哲学讲义，是没有公开发表的油印本。他认为读这本书是受到了深刻的教育与启示，主要是接受了毛泽东关于“全部哲学史，都是唯物论与唯心论两个互相对抗的哲学派别的斗争和发展史”、“所有的哲学学说，表现着一定社会阶级的需要，反映着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人类认识自然的历史阶段”的观点，并运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基本上形成他从事学术研究的指导思想。
杨荣国对怎样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他曾有过一番自白，这既是对学生说的，同时也是自己治学经验之谈。下面是他的一段谈话：
“关于研究学术问题，我曾对我的学生说过，‘哲学思想史’，是一门‘边沿科学’，必须掌握哲学和历史的统一，做到‘史论结合，融论于史，以史阐论’，实则是指从事中国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和哲学思想有机地结合成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只有这样，才有可能真正发掘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规律及其内在的联系。我还说过，希望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有渊博的知识基础，这是因为知识的关联性大。如马克思的《资本论》是经济学，但又是哲学，又是史学等。由于要渊博，要读前人的书，除了渊博的知识基础之外，还要专精独到，有独立研究的能力。要注意搜集资料，进行分类，写成卡片，从而对资料进行分析研究，得出正确的结论。我每天上午写五百字，对写这五百字，是推敲而又推敲的。到下午，则看参考资料。另外要学好外国文、读懂古文、练习好语文，以期写出很好的研究论文来。与此同时，搞学术研究，要求每个人要有自信，有毅力，坚持到底，就一定能有所成就。”
杨荣国从事学术研究，还注意到哲学研究必须在通俗化、大众化方面下功夫，使难懂的中国古典哲学变成群众易于学习的著作，这是他在治学方法上的一个特点。他在《中国古代思想史》序言中指出：“过去写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有一个共同毛病，就是征引古书多，使读者难免有佶屈聱牙之感。本书征引古书，勉力译为白话，当可便利读者。”但是要做到这一点亦不容易，如每引证一句古文，要先作仔细的考释，然后才下笔译成白话文，再作“注”和附录原文，以便读者对照阅读，做到通俗而不违背原意。
杨荣国对中国古典哲学的通俗化，在教学过程中曾受到同学的欢迎。如有位学生来信谈到四十多年前听杨老师讲课的感受，说：“古奥难懂、抽象、枯燥的中国哲学史，他讲起来那么通俗易懂、深入浅出！”他逻辑性强，思路很开阔，分析问题很透彻。如讲墨子“孝的社会化”时，就跟孔子的仁、孝和厚葬久丧等思想对比起来讲，最后指出，墨子“说到孝，不利于人则为非孝。而厚葬久丧是不利于人的，故以此作为非孝之事。”从这里可知，墨子的所谓孝，不是像儒家那么狭义的，而是要把孝导向社会化的道路上。这里已将孔、墨所讲的孝在本质上作了区别，讲得很通俗易懂，很明白。接着他又进一步指出：“这种使孝趋向社会化，从一方面说，固是打击儒家；但从另一方面说，便是打破统治者的血统关系。”这就把哲学思想和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讲授哲学思想很自然地说明当时的政治斗争，哲学思想的阶级性也就很具体地反映出来了，问题分析得甚为精辟透彻。他同时又融化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于哲学史的讲授中，并通过这些史料进一步阐明马列主义的理论。故听杨老师讲课，不仅可以学到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知识，同时也受到马列主义的熏陶，这是通过专业知识的学习自然获得的，教学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
从上面这位同学的追述中，特别提到杨荣国在讲课中，对孔、墨两家关于“孝”问题的比较评述，很明显他是扬墨而抑孔的。据杨荣国自述，他研究墨子比较早，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在湖南辰溪，开始运用马列主义研究“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当时着手写了篇《论墨子》，一九四○年在桂林，将这篇文章寄到重庆的《理论与现实》杂志发表。接着又写了《老子》《杨朱》和《王充》，连同《墨子》《荀子》合印成单行本，定名为《中国古代唯物论研究》，现在这部小册子中的文章，已全部收入这次编的《文集》中。
至于杨荣国对孔子的研究，他认为孔子的思想不属于唯物论，到一九四三年专门用孔、墨两家思想对比，另出版了一部《孔墨的思想》。扬墨抑孔是他一贯的观点，可以说是终生不变。当时对孔、墨的思想评价，在重庆的进步文化人分成两派，郭沫若是扬孔抑墨，杜国庠却相反，最颂扬墨子，并作为自己行动的榜样，故郭沫若戏称他为“墨者杜老”。不过两人观点虽不相同，却是“生死交游五十年”的好朋友。侯外庐、杨荣国认同杜老的观点，同时对当时学术争鸣的环境也深有感受。
侯外庐在《韧的追求》中曾追述到当时学术争鸣的气氛。他说：“学术研究的队伍中，存在观点分岐是在所难免的，重庆时期，就拿史学来说，同是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彼此的学术观点大相径廷，对具体疑难问题的岐见，更俯拾皆是，就是唯独不存在自己营垒内部以势压人的过火斗争。”“那个时代，凡是没有国民党当局作后台的学者和文化人，生活一概窘迫难堪。但是，正是那个时代的斗争，造就了整整一代人。那个时代是非常出人才的，社会科学领域还特别出成果。”
杨荣国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主要是在这个年代通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他曾经说过，自己不是出身于名牌大学哲学系，亦没有受过名师指点，学的是教育，做过几年中学教师，参加革命后做的是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对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国思想史，是他自学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通过学术争鸣形成自己的观点。如对孔子思想的评价和郭沫若不同，他认为孔子说的“复礼”和“吾从周”，从社会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是主张历史的倒退。“文革”时期“四人帮”胡说什么“批林、批孔、批周公”，这是别有用心来影射攻击周总理。而杨荣国所以批评孔子说的“吾从周”，并非反对周公本人，更与影射周总理无关。他认为春秋时代的孔子，却主张“复礼”、“从周”，即恢复到西周社会，那是开历史的倒车，所以提出批评。由于他对中国古代社会性质和古史分期的看法，认为殷周是种族奴隶制社会，到春秋战国才转向封建制。他在“文革”时写的批孔文章：《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的思想家》，这不过是他在《孔墨的思想》一书中原有学术观点的发挥。但由于“四人帮”的利用和歪曲附会，把批孔说成是批判“刘邓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路线”，后来又说可以反击“邓小平的右倾翻案风”，这完全是政治上的附会，并非是杨荣国本来批孔的原意。
我们看杨荣国、侯外庐等人的论著，有一点需要注意：他们基本是个史学家，虽然研究的是思想史，但主要不是研究思想家抽象思维逻辑进程及其理论价值，而是着眼于在社会发展变化过程中所能起到的历史作用。
杨荣国除研究先秦诸子外，对后来汉、唐、宋、明以至近现代的思想家也都有所论述。本《文集》所收韩愈、李翱、周敦颐、邵雍、张载这几篇论文，原是为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而作，为了统一全书的学术风格，侯编是作了较大修改。杨荣国就将他的原作，分别在《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理论与实践》和《学术月刊》等杂志上发表。
按照杨荣国的历史主义观点，当社会历史走向新的转折关头，能适应并进而推动时代发展的思想，应当起到进步的历史作用。杨荣国写过一部《十七世纪思想史》，这是指明清之际，史学界有认为当时已出现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因而社会上也已出现有早期启蒙思想。杨荣国对顾炎武、黄宗羲及稍后的戴震的思想都作了肯定，本《文集》收入《顾亭林论社会的实践和他的民主主义倾向》及《戴东原的哲学思想》两文，可以作为例证。
进入近代，杨荣国对谭嗣同和康有为、梁启超思想都作了较高评价。他对谭嗣同哲学思想的特点，归结为属于“唯物论体系的‘泛神论’的‘泛仁论’思想”；是属于“反封建经济与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又是属于“民主主义与改良主义”兼有的政治思想。总的精神是从反对封建主义中寻求“理性自由的解放”。
在“五四”前后，杨荣国肯定吴虞、李大钊、鲁迅等人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思想。本《文集》所收录《吴虞的思想》《李守常的思想》《鲁迅先生的哲学思想》等论文，就是为这个时期创新思想作历史的见证。
中国是个文明古国，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的发展，可以说是源远流长，丰富多彩。学者们对此进行研究，但由于立场、观点、方法的不同，似难以有共同的结论。杨荣国对中国思想史的研究是有其特点的，可以说是自成一家之言，读者见仁见智，当然可以作出不同评价。不过他认为中国思想史的演变，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与时俱进，这似应获得人们的共识。这篇“前言”亦希望对《文集》起点导读作用。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杨荣国文集》原收入中山大学建校80周年时出版的“中山大学杰出学者文库”，2004年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今年是中山大学哲学系复办60周年，系里策划出版“中山大学哲学名家文集”，再将《杨荣国文集》纳入出版。此次编订，删除了原文集的部分篇章，并新增六篇文章，分别为《论孔子思想》《关于孔子的讨论》《墨子思想商兑》《关于“五千言”老 子的思想》《庄子思想探微》《从孟子的“民为贵”说起》。《文集》本着尊重历史与作者的原则，除了改正字词上的错误外，尽量保持原貌。
李锦全
2020年7月于中山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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