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报 | 我系四位研究生在“第四届青年儒学论坛”征文中获奖

       2024年8月13日至14日，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孟子研究院、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承办的“第四届青年儒学论坛”在孟子故里山东省邹城市成功举办。开幕式揭晓了论坛获奖论文名单，并举行颁奖仪式。

       我系2021级博士研究生乔婷婷的论文《论美德论者对孟子伦理的构想》荣获二等奖，2020级博士研究生郭矩铭的论文《朱熹十种孟子学著述编年考论》荣获三等奖，2022级博士研究生石明的论文《宋代佛教思想史上的孟学诠释转向——以智圆、契嵩、宗杲为中心》、2023级博士研究生朱琨的论文《人“类”之性：唐文治性善论渊源及其论证》荣获优秀奖。

       据悉，“青年儒学论坛”创办于2016年，是孟子研究院的重要学术品牌，旨在凝聚青年儒学研究者的力量，鼓励创新，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论坛自创办以来，吸引了大批国内外青年学者参加，已成为青年学者交流学术研究成果、推动儒学传承创新的重要平台。本届论坛以“孟子思想当代价值与中国式现代化”为主题，面向全国征文，共收到论文234篇，通过初选、复选、终选三个环节，经十余名国内儒学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历时一个半月的评选，以无记名投票形式共评出一等奖论文2篇，二等奖论文3篇，三等奖论文10篇，优秀奖论文12篇。

获奖论文简介

        简介：孟子伦理一直是论证儒家伦理是美德伦理学所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源。甚至，不少学者依托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形态，直接构建出两种形态的孟子美德伦理学，即“关乎繁盛的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 of flourishing）和“关乎情感的美德伦理学”（virtue ethics of sentiments）。其中，一些以艾文贺和万百安为代表的学者还给出了孟子美德伦理学的薄的定义或构成要素。艾文贺表示，界定孟子美德论的关键在于对人性和美德两个概念的充分阐释；万百安提出孟子美德论的构成要素包含四个方面，分别是繁盛的生活、美德、修养方式、人性。然而，仅仅聚集这些要素或关键点，不足以证成孟子伦理是美德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孟子式美德论的建构是一项失败的工作，是因为两种形态的孟子美德论中均存在着一个默认的构成条件，即人性与美德（仁义礼智四德）之间的发展模式。“发展模式”不是当代学者独创的见解，以往以戴震为代表的孟学注释者已探索出这一模式。同样地，仅仅具备发展模式也不足以证成孟子美德论。由此可见，只有两相结合，并凸显美德概念的首要性，两种形态的孟子美德论之架构才是完整有效的。

       简介：朱熹孟子学集中体现为其专论《孟子》的十种著述：绍兴三十年（1160年）《孟子集解》稿成，是《孟子精义》《孟子集注》的源头；乾道八年（1172年）之前的《读余隐之〈尊孟辨〉》是对疑孟派的回应；乾道七年（1171年）《尽心说》与乾道八年（1172年）《孟子精义》以二程理学为纲领确立起朱熹注《孟子》的义理框架；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集注》初成，是朱熹孟子学的集大成之作；淳熙四年（1177年）《孟子纲领》《孟子或问》和朱熹弟子编撰的《朱子语类·孟子》是辅翼《孟子集注》之作；绍熙三年（1192年）《孟子要略》以选编的方式总结《孟子》要旨；庆元元年（1195年）《四端说》与《答陈器之（问〈玉山讲义〉）》名异而实同。《论孟精义》于淳熙七年（1180年）改名《论孟要义》，最后改名《论孟集义》，《要义》与《集义》是同书同版，《精义》与《集义》为同书的前后两版。借助这十种孟子学著述，并且以此统摄相关文献，能够更深入地研究朱熹博大精深的儒家思想。

       简介：宋代佛教思想史上的孟学诠释受儒者理解而转变。首先，因中唐及宋初古文运动发展，孤山智圆认为作诗、写文均应以儒家孔孟之道为本。他推崇孟子，又不以其作为道统中枢，背后潜藏着面对儒家辟佛论的隐秘回应。其次，古文家日益高涨的排佛情绪以及孟子治道思想的挖掘，使得明教契嵩援引孟子以回应儒家辟佛论，指责韩愈辄言解经、不究圣道、失礼亡义。同时，契嵩还积极利用孟子言说，试图将佛道与王道整合为一。最后，随着孟子心性思想不断凸显，大慧宗杲开始以其诠释禅宗理论。宗杲既借助孟子“万物皆备于我”告诫学人识取本来面目，又主张孟子“深造自得”的为学心法与禅门工夫不异。从文道、治道到心性的三重转向，反映出宋代儒者诠释孟学所开创的“谈辩境域”，被释氏接收下来，有力推进了儒佛互动。

       简介：本文聚焦于民国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唐文治《孟子大义》中对于孟子“性善论”的继承和发展，探讨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如何利用传统学术回应时代问题。既有研究对于唐文治作为教育家的经历关注较多，在思想倾向上则将其简单地归为朱子后学，对其思想学说缺乏较为细致的理论研究。实际上，唐文治尊重程朱理学以阴阳五行来讨论孟子“性善论”时所赋予的超越性，但也注意到其有沦于空虚之嫌。故而，他一方面肯定程朱理学从造化源头处论性的思路，一方面又积极地将“性善”落实到“尧舜之道”的“孝弟而已”。从陆世仪和陈澧那里采纳的以“气质之性”为善的论证性善思路，促使唐文治从孟子的“知类”说和《周易》“类”的思想出发，将性善扩展到民族之“善性”的层面，提出要保全民族、保全国家，就必须要保全人民之“善性”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