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前沿”课程讲座第六讲纪要｜马天俊：当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纲领再审视
2024年4月3日晚，中山大学哲学系2023级研究生“哲学前沿”系列讲座第六讲在锡昌堂103室举行。本次讲座由中山大学哲学系马天俊教授主讲“当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及其纲领再审视”，中山大学哲学系户晓坤教授主持讲座。
户晓坤教授首先介绍了马天俊教授在形而上学、知识论与修辞学等领域的研究，并介绍了本次讲座主题，指出“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一思想不啻为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的重要议题，具有深远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如何提出“改变世界”的问题
讲座伊始，马天俊老师从“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之间的张力切入主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也许是马克思最负盛名的论断。它在哲学之上提出了更重要的事务，也一定程度上标志着马克思自己生涯的转变。在从哲学和政论活动转向“改变世界”的过程中，马克思开始流亡，广泛接触社会运动中各色人物，酝酿或参与了一些政治性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是其中一个典型，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并一定程度上主导过的组织，其纲领就是《共产党宣言》。这种实践经历显现出的问题是复杂的，值得一再审视，本次讲座的学术意图便是如此。
“改变世界”重于“解释世界”，但“改变世界”依然存在许多一向为哲学所思虑的经典疑难，马天俊老师就此提出五点，它们关涉“改变世界”的逻辑前提。世界改变吗？世界的什么需要改变？谁来改变世界？世界改变成什么样？怎样改变世界？惟当世界能够被改变且所改变的是人类自身造作的事物，才能在个体组成的人群及其复杂社会关系之中，依照某种理想、目的、价值，遵循某种原则及相应的手段，来实际地改变世界。人的能动活动对大自然确有影响，不过这不是马克思关注的首要问题，这里就略去不谈。这五个设问并不是完备的思辨，而只是在进入“真实世界”之际的引导。
接着，马天俊老师用一张历史地图直观地展现了马克思与恩格斯面临的“真实世界”，描述了他们的流亡、客居以及当时的历史地理格局，由此展开对欧洲1848年革命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相关事项的讲述和分析。
共产者同盟在欧洲的诞生与演化
马天俊老师以流亡的情境与流亡者的踪迹为线索组织史料，参考恩格斯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勾勒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缘起。现代的流亡者之流亡，往往是从一个主权国家流向另一个主权国家，其推力是本国的压制乃至驱逐，其引力是更自由国度的自由。马克思时代的这种流亡，大方向主要是从东欧向西欧，从欧陆向英伦，从欧洲向北美。共产主义者同盟较早的前身，是1834年前后的“流亡者同盟”，这是在法国的德国流亡者的组织。它几年间又转变为“正义者同盟”。这一具有密谋性质地下性质的组织受当时法国的激进左翼运动影响较大，参与过1839年法国布朗基主义的四季社的暴动，并和四季社有相似的组织方式。所谓四季社，以“星期”为单位，成员6个，由称为“星期日”的第七个人领导，领导知道并支配组员，组员的首要义务是服从，组员间非必要不来往，相互也不熟悉。这种组织方式首先着眼于保密、安全和效率。4个“星期”组成1个“月”，由称为“七月”的一个人领导；3个“月”组成1个“季”，由称为“春”的一个人领导；4个“季”组成1个“年”。当时布朗基、巴尔贝斯和贝尔纳各领导一个“年”，共同行动。这种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以及严格的服从与保密要求，并不需参与者有较高的教养，也许最高领导人除外。四季社及正义者同盟实际上就是秘密会社或帮会，其使命不是打家劫舍，而是为人民谋幸福，当然，这里的人民首先是客体，首先要服从。
1839年起义失败后，正义者同盟的许多成员继续向伦敦流亡，又在伦敦形成了名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组织。正义者同盟乃是马克思恩格斯着手改变世界时接触并融入的一个重要政治组织。马克思恩格斯这类颇具批判素养的新生成员，与原同盟内颇具起义素养的成员，两方面的结合带来了新的生机，由此形成了共产主义者同盟。正义者同盟骨干在1847年盛邀马克思恩格斯加入，并同意改组同盟。经过郑重的大会讨论，新组织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同盟委托马克思恩格斯撰写同盟的纲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经改组，同盟原来“人人皆兄弟”这类帮会式口号遂改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重要的是，组织方式及程序也有改变，不再取密谋与独裁的形式，而要以公开方式从事公开活动。曾经在欧洲游荡的共产主义幽灵，不再只是意味着欧洲“闹鬼”，它是要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目的和意图了。《宣言》开头的漂亮句子实在不只是漂亮而已。
马天俊老师强调，1847年的欧洲动荡逐渐向1848年革命发展，此时的讲德语的地区受制于梅特涅主导的维也纳体系，从马克思的观点以及通常的现代性的观点来看，这是一套压迫性的反动政治秩序，社会动荡所要求的至少是终结这一体系。马天俊老师援引了F. 梅林《中世纪末期以来的德国史》对柏林革命和尝试中的法兰克福议会的有关叙述，认为梅林描绘了一幅抗争画面：要求实现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建立高于王权的宪法，实行普选，实现德国统一。当然，在这次革命浪潮中，无产阶级的实际活动并非其中主要成分，但无产阶级运动活动也并不与上述革命宗旨相矛盾。
1848革命谈不上预期中的成功，不过也并非一无所获，因为在这过程，维也纳体系所代表的旧秩序的确是涣散并濒于瓦解了。1849—1850年当伦敦再度聚集了大陆流亡而来的各路志士的时候，共产主义者同盟则要为以后的事业再做筹划了。
1850年在某种意义上算是特殊的一年。3月份马克思恩格斯等还计划着重新发动革命， 4月份又签署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章程》，这份筹建新组织“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章程首要地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按现在的通行看法，这份文件是由维利希起草的。签名人共有6个，即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维利希、马克思和恩格斯（德国），布朗基主义的流亡者亚当和维迪尔（法国），以及宪章派中的激进分子哈尼（英国），签署者来自法、德、英，马天俊老师幽默地称呼其为“国际组织”。
一次“原则性的矛盾”：革命情势与革命理解
1850年夏秋时节，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对于革命情势的判断开始出现分歧。按马天俊老师的分析，一方面是1845年以来的理论积累与经验观察，另一方面是从夏天开始的马克思（借助大英图书馆）对现代经济和历史的勤奋钻研，使马克思恩格斯开始认为新的革命机缘不会很快到来，因此也不宜刻意制造。这种批判性的认识降低了马克思的革命热情，使马克思日益远离4月份那个宏大激进的《章程》。但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中那些首先基于感情而热衷于革命的人（维利希、沙佩尔等），共同筹划“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部分狂热分子，仍然钟情于“发动”革命。这就不能不产生摩擦乃至冲突，这既表现在那几个月里各种正式活动中，也表现在私人交往中。在那些人看来，马克思恩格斯之流已堕落为“革命叛徒”（恩格斯语）。后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威廉·李卜克内西是当时事情的经历者和见证人，按他的回忆，谁是“叛徒”，谁就该杀。似乎维利希、巴泰勒米等比较典型的布朗基主义者确有考虑要除掉叛徒马克思。从8月底9月初的一场决斗来看（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赞成马克思的施拉姆，与维利希开展这场决斗，马克思本人对此不感兴趣，却也未能成功阻止），“帮会式火并”不是不可能发生。这也表明，共产主义者同盟虽是正义者同盟的改造，但帮会基因并未彻底清除。另一方面，上半年马克思恩格斯与这些布朗基式革命者又确实是戮力同心的，这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则在这一年中发生了重大改变。最终，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在伦敦召开了一次非常会议，两种原则两种策略正式分道扬镳。
马天俊老师深入分析了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首先是会议程序。在伦敦的中央委员会共有10人，其中9人出席、1人请假，会议后半段维利希和另一个人退出会场。其次是会议内容，主要是马克思提出3点建议并陈述理由，沙佩尔表述基本相反的意见和理由。最终，会议通过了马克思的建议，投赞成票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鲍威尔、施拉姆、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等6人，其他人或弃权或反对，总比数是6:4。
接着，马天俊老师详细地分析了马克思的3点建议和沙佩尔的反对，阐明其中所指涉的情势、所蕴含的分歧，以及马克思等人处理相应政治问题的方式与态度。
在中央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召开前，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成员已由维利希以某种名义发起而召开过全体代表会议，会上赞成维利希、沙佩尔等人无论如何要下手发动革命的倾向的，是多数，这与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情形相反。马克思建议，虑及大家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应当保留同盟本身；既然伦敦区部存在分歧，那么就把同盟中央转移至科隆，而伦敦本地则保持两个互有差异的区部，各按各的原则开展工作，同属于科隆中央。简单地说，就是一党有两派，求同存异，两派不必意味着两党，两派也不意味着你死我活。这是较为现代的党派意识，当然也是更为复杂的政治活动模式。相反，沙佩尔、维利希等激进行动派则倾向于利用一切机会运用一切手段发动革命，夺取政权，以便实现理想。他们时刻处在特殊的危机感中，即要么现在就革命，下手消灭敌人，要么就不革命，一切拉倒。为了发动革命，决斗、暗杀、迎合民族情绪等等都无所谓。在马克思的认识中，革命是危机的结果，而危机是客观的历史进程的矛盾的结果；而在他们的认识中，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仅仅把革命意志看作革命的推动力。无产阶级是要统治，但无产阶级也需要在客观的历史进程中锻炼自身进行统治的能力，这种能力不是只要取得政权就会自动具备的。1848年革命的过程和结果表明德国无产阶级其实还远未成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甚至庆幸当前共产主义者还不能取得政权；过早取得政权，共产主义者也不会推行无产阶级统治，而是会推行小资产阶级措施。共产主义者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时才能取得政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无产阶级事业的能动参与因素，马克思无意制造革命，而是愿意在革命运动间歇期间潜心于对客观的历史运动规律做科学的研究，为真正革命的到来做准备。但是，马克思的这种取向，却被沙佩尔等人讥为“靠笔杆活动”，沙佩尔他们则要依靠枪杆子和刀把子。此外，站在马克思这个方面的埃卡留斯还补充认为，在还不具备取得政权的条件时，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在俱乐部里比在政府里更重要。这种观点当然就更是超出了只在掌权和无权之间想事情的范畴，但它更具有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问题意识，社会发展是本，政治权力是末。
关于现代社会政治运动模式，马天俊老师建议特别留意德国社会民主党创始人和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在《回忆马克思》中的论述，“我要趁此机会一劳永逸地指出，马克思当时从未作过任何尝试，要在伦敦支配和控制一个尚在萌芽时期的德国党”，“马克思比谁都清楚，一个受外部支配、靠别人用机械的注入法布施的精神食粮来维持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而且它的生存和死亡都可以认为是可鄙的”。李卜克内西才是德国党的领导人，马克思不是，马克思是导师，领导人和导师的分化和分工，这是现代建制。
马天俊老师强调说，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分裂了，两年后共产主义者同盟本身也告解散，但帮会式火并确实没有发生。后来巴泰勒米因为别的谋杀勾当受了绞刑。维利希去了美国，参加过南北战争，在北军中表现出色，战后的美式生活也颇有成绩。后来的马克思认为维利希还真不只是个空想家和冒险家，维利希对马克思后来的论著也曾大加赞赏。沙佩尔后来与马克思修好，还受马克思邀请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
需要补充的是，那次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之后，1850年10月上旬，3个法国人巴泰勒米、亚当、维迪尔写信通知马克思恩格斯，要为那个还只在纸上存在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开一次会，说也已经通知了维利希。马克思恩格斯会同哈尼回信表示，他们认为所说的协会已经瓦解，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销毁半年前那个“章程”，并约请大家一起到恩格斯先生的住处当面烧掉已签署的文件。不用说，这自然是共产主义者同盟运行故障的逻辑后果。文件并没有烧掉，因为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文件。至于协会本身，当然就始终存在于这文件上。
以上述史事情节为背景，马天俊老师分享了对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共产党宣言》的一点新思考。以《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再版序言为引，马天俊老师指出，马克思恩格斯说“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不过他们坚持《宣言》的一般原理仍是正确的。这表明，一般原理和具体措施之间并无紧密的逻辑联系，我们甚至可以观察到，其中的行文似乎也不够连贯。那些措施，主要是种种强制剥夺、种种国有化、组织义务劳动之类的。可以说，共产主义者同盟后来的内部矛盾，表明这个组织当初在根本原则和策略上可能就包含着某种谅解和妥协，也就是说具有某种暧昧性，就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这是某种成长之痛。这种成长之痛，有时是个体的，有时则是族群的。看《宣言》的传播史，譬如可以看到，中文《宣言》的早期节译（20世纪前四分之一），被译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些措施。这是发人深省的。
理念的矛盾：在真实的世界之中
深思马克思1850年的“真实活动”，马天俊老师建议大家注意改变“真实世界”的几个要点。第一是“笔杆”与“枪杆”之分，沙佩尔在1850年所指的区别并不只在那一年有意义，今天它仍然意义重大。第二是“政党”与“帮会”之分，以现代政党为组织形态来改变世界，与以古老的帮会为组织形态来改变世界，其实意味着历史性的差别。第三是“革命”与“夺权”的关系，夺权不等于革命，革命不等于夺权，埃卡留斯所谓有时候“在俱乐部里比在政府里更重要”确是意味深长的。第四是“精神领袖”与“一把手”的分化，集诸德性于一身是前现代才有的现象，李卜克内西难说有什么重要思想成就，但他是卓越的党领导人，马克思以及恩格斯则反之。第五是“社会”与“国家”的分化，政治力量必然以政权为归宿，抑或可能有其他起作用的形式？第六是“历史”与“丛林”的区别，马克思一向正视暴力在历史上的作用，但他因此就是暴力论者吗？这样推想在逻辑上是不通的，也与他的政治实践不符。要改变世界，确实要从确定的历史水平出发，而不必一说实际行动就进入丛林状态；混淆此二者，只足以表明混淆者本身历史水平之低。
最后，马天俊老师利用卢卡奇《关于组织问题的方法论》这一同样与改变世界有关的文本，串联起托洛茨基与考茨基、黑格尔与康德。考茨基1919年在批评布尔什维克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中用开火车隐喻批评布尔什维克的夺权，次年托洛茨基用同名小册子回应考茨基，并以骑马隐喻表达反驳：只有牢牢地坐在马背上才能学会骑马。卢卡奇站在托洛茨基一边，并认为托洛茨基对考茨基的这一反驳重复了黑格尔对康德认识论的批评，也就是黑格尔喜欢的隐喻“不下水焉能学会游泳”，暗示着托洛茨基的正确。然而，黑格尔果然击中了批判哲学的要害吗？这在哲学上是可议的。同样，开火车与学骑马是同一种历史水平的活动吗？与“叛徒考茨基”（列宁语）不同，托洛茨基在反驳中毫不犹豫地为“劳动义务制”辩护：只要目的是为人民谋幸福，纵然像古埃及法老那样对待人民也并非是不正当的。这实在是改变世界上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的1923年如此，今天恐怕依然如此。
交流问答环节
在交流问答环节中，马天俊老师依次回应了三位提问者的问询。
第一个疑问以“民族主义情绪”为主题勾连了马天俊老师去年的讲座与今年的讲座：马克思对待民族主义情绪是什么态度，他是否会认为这是现代国家的发展环节之一？马天俊老师认为，马克思往往是从普遍的人类社会发展、从国际主义角度思考问题，对民族主义情绪在现实政治中的作用，马克思并非无知，但在相当程度上未曾予以充分的估计。
陈杨老师提出第二个问题。陈杨老师首先分享了对巴利巴尔的一段阅读。巴利巴尔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评论中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和后来的社会主义的议会路线的区别，其实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而是个历史条件问题和文化背景问题——在西欧那些已经率先实现共和制和议会制普选制的国家里，政党政治是可能的；但是在对社会民主工党采取赶尽杀绝态度的沙俄，只能采取列宁式的革命方式。从这个角度说，是不是可以认为改造世界的方法无论如何与自身的历史和社会条件脱不开关系？我们是否可能凭空构想一种更好的改造世界的方式？作为回应，马天俊老师表示逻辑上赞同巴利巴尔式的观点，但考虑到历史实际，情况似不尽然：二月革命之后沙皇已经退位，十月革命的对象不是罗曼诺夫王朝而是临时政府，列宁“四月提纲”具有很特别的革命旨趣，似乎需要另行考察。
第三个提问拟想了一种情景：如果马克思还活着，他会如何看待“叛徒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以及布尔什维克革命？马天俊老师将自己的回应戏称为“科幻猜想”：假设我们这次课集中讨论的1850年下半年的马克思活着看到这一切，又假设他保持着一致的理智，那么他的倾向大概会较偏于伯恩施坦而不是布尔什维克。
最后，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