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思哲学系先辈，接力奋进新征程

       中山大学哲学系建立于1924年，是中山大学最早培植的学系之一。中国近代革命时期，我系师生积极投身于革命斗争，展现出中国知识分子的智慧、血性、志气和力量。最深的缅怀是弘扬，最好的纪念是传承。正值清明时节，让我们重温他们的故事，追思先辈，铭记历史以汲取精神力量，抚今追昔以坚定前行意志。

       1919年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引发了伟大的“五四”运动。有一位青年满怀激情地参与了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并参加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奋斗》杂志的编辑工作。他撰文抨击时弊，提出种种改革社会和教育的主张。1920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纪念“五一”劳动节时，他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上发表《劳动节的祝辞》，首次提出“劳动人民神圣”口号，主张“一切收回社会公有”“劳动者要直接管理工场”。1920年，他因散发革命传单遭军阀当局逮捕，入狱百余日，后经北京学生集会营救和全国各地声援才获释。出狱后，著有《革命哲学》（创造社丛书之一）一书，充满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的青年人理想。他就是曾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长、哲学系主任等职的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东方学家、文化学家、宗教学家和中外思想文化比较学家——朱谦之。

       同样受到民主与科学思潮影响的青年还有傅斯年。1918年夏，傅斯年与罗家伦、毛准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是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1926年冬，傅斯年应中山大学之聘，担任中山大学教授和文学院长，兼任中国文学和史学两系主任，也曾任文科学长，兼任哲学系主任；主编《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同年在中山大学创立语言历史研究所；该研究所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雏形。 

       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哲学家之一、被誉为“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先生也曾担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五四”运动爆发时，冯友兰虽未及亲临，却积极响应，同几位好友创办了名为《心声》的刊物。在他起草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本杂志之宗旨，在输入外界思潮，发表良心上之主张，以期打破社会上、教育上之老套，惊醒其迷梦，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进步。”

       1931年9月18日夜，日军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本科毕业于中山大学哲学系并留学于日本的李凡夫先生被推举起草反对日本侵略宣言书。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凡夫和一批在白区工作的党的文化教育工作者按中央指示转移到延安，担任《解放周刊》编辑，兼任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教员，是公认的“名教授”和著名的日本问题研究专家，为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同样为抗日战争作出巨大贡献的还有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曾任中山大学哲学系讲师、副教授的教育家、时事评论家和哲学家罗鸿诏先生。1937年抗战爆发后，罗鸿诏在国防部第三厅任设计委员，1939年广州沦陷后在广东韶关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司令部编纂委员，著《欧战论》，与教育家许崇清共办《新建设》杂志，同时兼任兴宁时事日报社社长。

       他在1941年初曾发表《日军南进北进问题》的时事评论，在文中罗鸿诏预见性地断定日本海军必然进攻英美，要在太平洋横行耀武、目空一切。英国人相信该文章有远见，立即从英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波等地疏散人员及物资积极备战，因而减轻了日军侵略造成的损失，而美国不予重视，毫无防备，结果在12月7日，日本偷袭太平洋的珍珠港，导致损失惨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政府为表彰罗鸿诏时事评论的正确预见，1947年5月特派香港总督专程到广州沙面英国领事馆隆重举行授勋仪式，授于罗鸿诏教授“英国金质勇敢勋章”。此外，罗鸿诏还有“论十亿元美援”、“沈阳落而知国民党之秋”等诸多时事评论，对国内时局，国民党败亡均早有预见。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陷入内战局面。曾任教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的中国哲学家、法学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和教育家何思敬教授随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谈判，任法律顾问，协助拟定谈判原则和方案等。“双十协定”签订后，何思敬随周恩来等留在重庆，就未能达成协议的问题继续与国民党方面会谈。这期间他数次应邀到陶行知办的社会大学讲课，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并多次接见《新华日报》记者，以法学家的身份，揭露国民党当局协议墨迹未干即向解放区大举进攻的事实，并在《解放日报》撰文揭露蒋介石推行“宪政”的欺骗性。全面内战爆发后，何思敬返回延安，以法律为武器，继续抨击国民党。此后，“土改”运动大规模展开，何思敬赴山西参加土改工作。1948年春，中共中央机关迁至河北平山西柏坡，在那里，何思敬协助周恩来草拟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为起草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做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