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前沿”课程第十四讲纪要｜吴重庆：中国历史中的“隙地”

主讲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吴重庆教授

主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副教授

        吴老师指出，地文历史是研究中国历史的重要视角。周源和以“地理限隔”和“地理磨盘”，说明中国古代四塞地理环境及其带来的民族融合的地理效应，纵论地理环境对中国历史演变的作用。唐晓峰提出国家起源的“地理机会”，强调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必当在一处或几处关键的地理部位上首先获得条件，最早发生，然后在地理上扩大直至完成。历史发展的地理机会，就是最早具备条件的地理部位。唐晓峰还强调“边缘”的价值，指出边缘地带是历史与地理的特殊的结合点，一些重要的历史机缘可能只存在于地理边缘，在社会体系的边缘存在着明显的、活跃的社会变异的潜力。根据刘昭民《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中国五千年历史中，冷期由东向西移、由北向南移，暖期则相反，而中国历史中心也有由西向东、由北向南转移的过程。刘昭民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动乱大多数与长期性干寒气候和连带出现的严重饥荒有关，从西周的衰亡到清末的太平天国和捻匪之乱等都是明证。

        追寻政治动乱等历史事件的发生，就会发现它们往往起于“隙地”。许倬云在《万古江河》中指出，中央政府依靠庞大的道路网络、信息网络和行政网络来实现统治和管理，但在这个巨大的网络之内，却存在众多不稳定的“隙地”，历史上农民反叛大多起源于“隙地”。纵观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地点分布，“隙地”便于蕴育作为大规模集体行动组织资源的秘密宗教，农民起义往往依赖于秘密宗教以支持其大规模集体行动。江湖、山林等“隙地”作为“中心”之外的地带，便于结社结义，形成横向社会。农民起义起于“隙地”，借道“隙地”，攻城掠地，以接近政治和经济中心。另一种情况是避于“隙地”，即逃往山地沦为“山中贼”、“逃户”、“无籍之徒”。不同于斯科特《逃避统治的艺术》研究的东南亚高地、山地的情况，根据宋怡明《被统治的艺术》的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民众与国家的互动往往寻求的是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不能仅从顺从或反抗政权的视角加以理解。刘志伟的研究显示，明代山民叛乱的发生，不应被理解为山民造反，而是国家从对交通要道点的控制到面的控制，向山地推进，攫取资源，并进而与山民利益冲突。

        进而，吴老师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阐释“隙地”所在。“隙地”既位于不同地理单元的交界、不同政治势力范围的交界，也位于不同中心市场范围的交界。中国历史上政治、经济中心的移动影响“隙地”构造，由此，不同历史时期的“隙地”有所变化。

        根据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绘制的驿路图，中国古代王朝对驿路附近控制能力最强，驿路之外的区域存在大量“隙地”。明代长城线与十五英寸等雨线大致吻合，是农牧交错线，也是中国古代战争不断的地区。司马迁也曾明确指出“龙门-碣石”这条农牧接触的人文分际线，农业地带与非农业地带的分界线。唐晓峰分析认为，在农耕-游牧分界线附近，长城地带这样的过渡地区，由于不可能建立完整的内地体制或草原体制，人们有机会较多地受到自己利益的支配，社会组织、社会控制的松散性是其主要机会形式。这实质也是“隙地”。

        从“基本经济区”的角度来理解“隙地”。冀朝鼎在《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指出，“基本经济区作为控制附属地区的一种工具和作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它的转移导致中国历史的统一与分裂。基本经济区基于地方区划的地理基础的特殊性，强调中国经济的局部性和地区性，并未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陈正祥在《中国文化地理》分析了古代中国文化中心迁移，除了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还有来自南方土地的吸引力。从西汉至明代，基本经济区由西北向东南转移。基本经济区之外的较大部分区域，可称之为“隙地”。

        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巨区理论来理解“隙地”。施坚雅认为，中国不是随机连接而成的“一些地方”，而是一个空间配置呈规则排列的等级体系，并由此将中国划分为“八大巨区”。施坚雅强调城市体系与其地文单元的密切联系，巨区以大尺度地文（河流体系和山脉、沼泽、沙漠等交通障碍）定义的区域，拥有核心-边缘结构。巨区之间即核心－边缘结构之间是结构中的边缘部分的连接地带，所以巨区之间的联系非常薄弱。就此，巨区的交界处往往正是“隙地”。

        从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与军阀割据的视角来看“隙地”。冀朝鼎在20世纪30年代提出“基本经济区”在解释中国历史上的非经济现象的同时，还以此解释中国当时的帝国主义入侵和军阀割据的政治形势。在缺乏经济纽带联结的情况下，单以军事和官僚的统治组合而成的国家内部是松散的，加上各地区的自给自足，这导致“基本经济区”之外国家控制的薄弱地带。帝国主义从海上来，生产并倾销工业产品，将有港口的市场巨区划分为各自势力范围。作为政治及军事势力的帝国主义、军阀、民族国家架构导致“隙地”内陆化、条块化。隙地常常是革命起义之地，是因为巨区之间的边缘地带往往人口密度低、交通运输资源匮乏、赋税征收量少、行政资源薄弱。Joel S.Migdal“革命的政治地理学”指出，这些管理不善、通讯落后、交通不便的地区，帮助农民在革命运动脆弱的初期摆脱国家力量的镇压和打击。

        从中国革命的发展来看“隙地”，革命根据地往往存在于巨区交界处的“隙地”。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的分析鞭辟入里，红色政权存续的重要原因，在于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中国共产党武装割据革命根据地，起于隙地并经略隙地。其最核心的特质就在于创建根据地，以小范围小规模分兵，“波浪式发展”，实现三建（建党、建军、建政）合一。后来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路线，也明显是穿行“隙地”的路线。

        回到当下，“胡焕庸线”东南半壁中的“隙地”则极具启示性。“胡焕庸线”即黑河（爱辉）—腾冲线，揭示了中国人口分布规律，东南半壁与西北半壁人口疏密悬殊，平均人口密度比为42.6:1。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大型城市周边的县，在2010年至2020年10年间其常住人口呈减少趋势，表明大型城市对周边人口的虹吸效应明显。但与此同时，还发现了“隙地”的存在，即主要集中于“胡焕庸线”东南一侧的两省或者三省交界的、远离大型城市的、常住人口增加的农业县。在这些近十年常住人口增加的农业县，农民工返县务工，在县域内实现非农就业与农业经营相结合，人与土、乡的结合范围及其升级范围扩大，反映了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及第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趋向。“隙地”之所以近十年出现人口回升的现象，与“隙地”远离大城市有着直接关系。远距离、高物流成本使“隙地”得以从大城市的虹吸中逸出。同时，这些县大多是户籍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县，且“隙地”位于省际结合部，往往可能具有一个跨省区的有着较紧密联系的、相对独立的区域社会和市场圈，因此其内需市场较为旺盛。吴老师强调，对这些“隙地”县进行系统深入的调研，有助于我们理解其从城市虹吸逸出的拐点及发生机制，有助于我们思考培育乡村振兴内生力量的途径。与中国城镇化道路探索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借鉴“隙地”发展经验，在县域内实现普惠小农，从农业的社会化服务转向公益化服务，扶持小农户农业。扶持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的发展，是在地延伸产业链的关键。县域内创造非农就业机会，实现城乡流动。将县城作为城乡融合的重要载体，是迈向扎根型城镇化、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吴重庆老师最后总结道，隙地是地理、政治、经济诸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隙地随历史中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转移。隙地并不能颠覆中心与边缘的关系，但隙地可以积蓄颠覆中心的革命性力量。隙地并不从属于中心，隙地作为逸出中心的区域，其所展现的多元社会经济文化形态，可启未来。

        讲座结束后，刘伟副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精彩点评。刘老师认为，吴老师的讲座及其研究路径，启示我们思考对中国哲学的理解。传统主流的哲学研究倾向于借鉴西方哲学研究范式来建构中国哲学的方法，而吴老师的研究实质提供了另一种研究中国哲学的可能性，做中国的哲学，强调对中国自身传统的关切。其次，“隙地”对中国哲学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作为一个充满可能性的、社会运作机制的边缘，通过对其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在历史语境中理解中心、主流社会的运作机制。第三，“隙地”极具当下和现实的意义。吴老师结合近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揭示了“隙地”所呈现的新的发展趋势和未来可能性。最后，刘老师还指出，隙地可以作为一种方法，一种基于历史的理解的具有普遍性方法，理解中国传统社会和未来中国的发展。

        与刘老师交流之后，吴老师也与现场同学进行了热烈讨论。例如，有同学问，“隙地”除了经济方面的因素，其背后的文化、社会是否有共通的特征助力了其自身发展？吴老师回应称，除了市场的考量，“隙地”的社会确有其特殊性。这些区域往往不是典型空心化的区域，也即不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疏远的原子化的村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区域的返乡农民工，并非是进入工厂流水线工作的工人，而是习得一技之长的工人。与之相对，如果农民工大多涌入工厂流水线生产工作，区域空心化的特征将会非常显著。此外，吴老师还就“隙地如何作为一种方法”，“基于隙地如何理解逻辑与历史的统一”，“隙地的功能从政治转向经济”，“如何实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等多个问题进行回答。

主持人刘伟副教授向吴重庆教授赠送讲座海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