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性与自由”系列学术论坛 “历史与自由：现代性的历史维度”学术研讨会 会议综述

        本次学术论坛为期两天，各设上下午场，共有20位学者就各自的研究领域做出了精彩的报告，其他参会学者也对报告内容一起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与讨论。

        在第一天的论坛中，来自清华大学的黄裕生教授以《在必然中展开自由，还是在自由中展开必然—基于对自由与自己、自我性之关系的考察》为题作了首场报告。黄教授从康德的立场出发，指出在人的身上，没有自由就没有所谓自己，因而就没有所谓自我，因为自由人才能成为自己，才能反身来审视自我。在这种反身中，自然才能展示出来，才有必然。武汉大学杨云飞教授对此进行评议，他基本认同黄老师的观点，并认为落实到国家建制，康德对国家主导有清楚的认识，相比城邦，现代国家缺乏整体，某些秩序和权威未必要以康德式的或者公共讨论的方式，有时候也可以借助于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吕超副研究员以《根本恶的三种层次：一种发展式的重构》为题作第二场报告，比较详尽地对康德的根本恶概念进行了剖析。暨南大学的刘凤娟副教授在评议中提出了两个问题：第一，从恶慢慢向善是否也没有一个严格的秩序？第二，从本体论层面，心灵的革命和思维方式的转变，在现象界层面的发展关系是怎样的？

        第三场，中国人民大学的聂敏里教授以《维科<新科学>对近代启蒙主义历史视野的引入》为题作了报告分享。中山大学的江璐副教授在评议时进一步指出了历史理性的概念，让我们看到历史科学而不是对历史的重塑。江璐副教授同时提出问题：“新批判”这个词是不是一个时代的关键词？她认为“批判”不能片面地理解为“推翻”，而是应该把康德德国观念论当作“批判”的先驱者，理解“批判”的解蔽和建构作用。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陈德中教授以《权力支配结构化与个体自由》作报告分享。中山大学的黄涛副教授在评议中认为政治科学和政治哲学之间根本分歧的问题，不是政治哲学不了解权利分配，而是考虑权利分配、政治运作的结构化所要达到的目的。报告中部分内容对权力的描述只是现实性描述，没有触及政治生活的根本。

        东南大学的范志军教授以《自律的相互性与人性公式的互证》作了第五场报告。他指出在人性公式的论证中，康德赋予其他人的理性本性以目的自身，在论证上是存在问题的。在梳理完学界的主流论证方式后，一并分享了自己对这个问题论证的推导。吕超副教授认为这篇文章结构清晰，但同时也可能存在一定问题：从自律反推目的的论证方式可能涉及循环论证。

        复旦大学的罗亚玲副教授以《共同责任如何可能——论阿佩尔的共同责任原则及其应用问题》为题作了第六场报告。中山大学的刘作副教授认同了罗亚玲副教授对于阿佩尔思想结构的梳理与见解，表示相较于个体责任，对“共同责任”的概念很感兴趣。

        中山大学的江璐副教授以《安瑟伦论自由意志》为题展开了第七场报告，对安瑟伦的兼容论模型进行重新考察与梳理，指出其先进可取之处。湖南大学的丁三东教授在评议中也针对“自由”这一概念，在康德领域中对其定义与运作模式做出了评论。

        湖南大学的丁三东教授以《不同的生活内容，不同的心灵机制》为题作第八场报告。在评议中，中山大学的周小龙博士表达了对报告的认可，认为报告中丁教授所作出的探索尝试颇具积极意义。

        东南大学的武小西副教授以《个体性与齐一化的古今对比：从公私领域区分的角度》为题作第九场报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李日容副教授在评议中指出古希腊城邦生活的状态和现代生活方式存在明显差异，而基于不同的基础要如何完成融合，这个问题值得细究。

        中山大学的胡艾忻博士以《<忏悔录>时间命题中的意向概念及其自由特征》为题作第十场报告。东南大学的梁卫霞副教授指出意向问题在伦理学意义上还不是一个在奥古斯丁思想中显要突出、需要加以阐释的问题。但是对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作现象学的讨论尚不充足，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前沿性问题。

        第二天的论坛于4月9日上午9点开始，相较前一天，这一天的报告内容中，“康德”的浓度明显要更高。

        武汉大学的杨云飞教授以《走向道德先验主义——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奠基>中的自然辩证论及其解决》为题作第一场报告。中山大学的谢裕伟博士对于“实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理解。

        上海社会科学院的谢晓川博士以《如何在黑格尔之后谈论未来——对后黑格尔时代历史哲学“未来”构想的回顾与批评》为题作第二场报告。中山大学的王兴赛博士就黑格尔相关文本提出了问题：首先，为什么黑格尔的世界历史进程要落到单个民族上去，单个民族的特殊性何以体现普遍性？其次，黑格尔对历史哲学的改造，涉及到精神、实践等概念，虽然历史有了未来，但是历史的未来会造成什么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的李科政副教授以《康德的实践理性及其纯粹应用——兼论建构主义诠释》为题作第三场报告。他认为只有按照理性推理的内容才是先天的。准则的内容才不会影响先天性。因此，要把实践理性的原则还原为理性推理的原则，按照理性推理的方式来运作。理性单凭自身就能规定意志，从一个形式原则出发派生出义务的种种原则。周小龙博士针对报告中对建构主义的批判而为建构主义作辩护，认为它存在合理之处。

        东南大学的梁卫霞副教授以《奥古斯丁历史神学-哲学中的秩序、自由主义与自由》为题作第四场报告。胡艾忻博士基本认同了梁老师的观点，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了进一步讨论。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李日容副教授以《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何以是存在论的——从自由的视角看》为题作第五场报告。谢裕伟博士同意李日容副教授从自由这个角度把海德格尔未加完成的理性统一性的这个工作做一个重构。

        谢裕伟博士以《理性的“历史“与哲学的“未来”——<纯粹理性批判>末章解》为题作第六场报告。他认为由理性本身出发，哲学史上什么可能发生，从先天的立场决定哲学的历史应该如何书写。人们应该关注从理性中展开的历史，什么是超出感性的内容。中山大学的刘作副教授对此评议道：康德很多观点都是用范畴来思考的，康德最重视因果和模态范畴。范畴是他的哲学的重要思想，也是他思考世界的基本构架。而哲学的未来还是一个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将康德哲学看作形而上学。

        周小龙博士以《康德哲学对德性可教性难题的解决》为题作第七场报告。他主要针对“美德是否可教？确立主体的自我立法，外在的教育是否没有作用呢？”的问题展开研讨，最后他认为德性法则是一定有他律的成分的。暨南大学的刘凤娟副教授认为应该允许历史阶段的部分倒退。比如对榜样这种东西持有一个较谨慎的态度。康德先验逻辑的形式统摄质料，把真正的哲学当作理念，我们只是在学习哲学，并不是一个哲学家，先验逻辑的视角建构整个哲学史或教育史，在康德哲学中有一个较为贯通的理解。

        刘作副教授以《康德的法权义务在何种意义上是伦理学义务》为题作第八场报告。东南大学的武小西副教授反驳了把法权义务看作促进道德手段的观点，并且提出了疑问：关于法权义务和德性义务存在什么区别？完全义务和不完全义务的区分有没有什么关联，还是两组不同的区分？

        刘凤娟副教授以《康德神学历史观中的时间维度》为题作第九场报告。她对康德时间观的三个维度进行了一次基本的梳理。接着指出康德的时间观在三个维度之外还应该有一个神学历史观的时间维度。江璐副教授基本同意刘凤娟的看法，认为康德作为直观形式的时间具有丰富的维度，但同时指出“历史”和“时间”两个概念有别，历史特指人类的自由史。

        中山大学的张洪义博士以《康德关于“至善能否成为道德意志规定根据”的思考》为题作第十场报告。周小龙博士对其做出了积极的评议。

        闭幕式由朱刚教授主持，聂敏里教授致辞。聂敏里教授表达了对中山大学哲学系支持举办会议的感谢，回顾了会议讨论的一些基本学术问题，并对下一次论坛做出了相应的规划。在热烈的对话与交流中，会议圆满结束。

        本次论坛由朱刚、郝亿春、黄涛、江璐、刘作、李日容等主持。来自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暨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湖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南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山大学等三十余位学者参加了此次学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