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道：跨学科论坛第二讲回顾｜吴承学：从“士”到“文人”
2022年10月13日，由中山大学东西哲学与文明互鉴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哲学系、广东哲学学会合办的“中道·跨学科论坛”系列讲座第二讲开讲。本次讲座的主讲人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吴承学教授，讲座题目为“从‘士’到‘文人’”。主持人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的陈立胜教授。哲学系张伟主任、周春健教授、朱刚教授、陈乔见教授等老师和同学们一道参与了此讲座。
吴承学教授首先从“仗义半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句对联引入文人污名化的话题。对联在民间流传中不断改写成“负心最是读书人”“负心皆是读书人”，大众对读书人的评价越来越低，这种文本传播中的改写反映出传播与接受的双向选择，也反映出大众的普遍心理。
文人的污名化主要有三个方面的表现：第一，汉代以后开始出现对文人的批评，曹丕、颜之推等人从道德的层面批评文人。曹丕《又与吴质书》云：“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典论·论文》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自古文人，多陷轻薄。”第二，世人对文章无用与文人无用的质疑。曹植云：“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古人之所以鄙视文人，除了在德行、文章方面的种种偏差与瑕疵以外，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文人无实干才能，难以建功立业，这是更本质的问题。第三个方面是文人的自我认同问题。钱钟书在《论文人》中指出：“不仅旁人鄙夷文学和文学家，就是文人自己也填满了自卑心结，对于文学，全然缺乏信仰和爱敬。”《后汉书》的作者范晔在《狱中与诸甥侄书》中云“常耻作文士”，身为文士的范晔，却“常耻作文士”，而且也“无意于文名”。
吴承学教授指出值得关注的是“诗人”与“文人”的价值差异。在中国古人心目中，相较而言，“诗人”往往具有悲剧性色彩并受到世人赞扬，而“文人”则更多受到贬责。“诗人薄命”“诗能穷人”“穷而后工”等反映出一种超越世俗、追慕崇高的悲剧理想。
除了批评以外，也有许多为“文人”辩护的声音，澄清“文人”并非无行。此外，在古代不只有“文人相轻”的习气，也有“文人相推”的风气，但为什么很少人接受和传播“文人相推”呢？吴承学教授认为这就是一种集体认同，集体的接受带有自己的理解。而且，在文人无用还是有用之辩中，持文人有用观点的也不在少数，明朝的朱之瑜就认为所谓的文人无用是一种无知的偏见。
关于文人的话题表面上看，家喻户晓，比较简单，实际上包蕴着丰富而复杂的内涵。既然文人的缺点大多是人类普遍的缺点，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文人？这其实是一种复杂而极为有趣的问题。这不是一般的是非判断，只有把文人话题放在中国古代社会体制与价值谱系、身份认同的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其丰富内涵。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文人群体的出现、文人的内涵、什么人可以叫文人、以及文人与士人之关系等，这是一个涉及整部中国文化史的复杂问题。
“士”在古代是一个有崇高意义的词语，“文人”是从上古的“士”中逐渐孕育、分化出来的，作为知识文化阶层的学士、文士，随着社会政治文化的需要而不断演化，最终分化出擅长运用富于修饰性的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文人”。文人的出现与辞赋出现的关系最为密切，文人出现的时代大致在汉代。汉代以后，辞赋发达，才出现比较近乎近代意义的文章作品。在这个分化的进程中，士人与文人的概念也随着分离。在社会层级制度和价值评价体系中，文人属于士，居士、农、工、商的分层之首，但在士的层级里却差不多居于序列之末。在中国古代社会，文人并不具有独立自主的地位，它对于体制有明显的依附。如果离开强大的体制与实用功利，文人与文学在价值体系中都将显得无足轻重。这是中国古代文人污名化的根本原因。
古代的文人话题并不能仅仅理解为对于文人的世俗挑剔，它总体上并不只是刻薄的批评，还包含了一种追求崇高的情怀。所有对文人的批评或文人的自我否定，都是基于以传统士人作为文人的参照系，以士人为理想人格，用士人的标准来衡量文人或文人的自我期许，更突出地体现出文人之不足与缺陷。中国古往今来关于文人千古话题的深刻意义，就在于对文人的期待与文人的自我期许，是对文人积极用世、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崇高人格的期待，以及对文章经世致用的要求。文人话题对于现实的启示是它的正面指向：我们的国家、社会，我们的世界急需有理想，有情怀，有公心，有利他精神的一代人。这是时代对我们的期待。吴承学教授以顾炎武一语作结：“博学于文，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
主持人陈立胜教授指出，吴承学教授对文人污名化现象做出了清晰的深层次解释，并进行了高度的理论提升，这是一个颇具理论启发意义的大问题。从今天的角度来考虑这个话题，对今天的我们有很多启发，让我们做文人，做哲人，都要做一个有底线的人，保持一颗中国传统士人的羞耻心。吴承学教授回应了现场师生的相关问题后，本次讲座在掌声中圆满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