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前沿课程第十七讲回顾 | 《理想国》中的政体衰变论——雅典宪政史的视角
哲学前沿课程第十七讲回顾 | 《理想国》中的政体衰变论——雅典宪政史的视角
2022年6月17日，由杨小刚副教授主讲、张清江副教授主持的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哲学“前沿课程”的第十七讲“《理想国》中的政体衰变论——雅典宪政史的视角”在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而这也是本系列课程的最后一讲。
杨老师的讲座内容大致可分为引论、主干和结论三部分。
在引论部分，杨老师首先就本讲座的主题、所依据的核心文本、采用的视角、希望达到的目的、遵循的基本原则以及研究可能招致的质疑和等基本问题进行了一定的说明和澄清。
本研究关注的是在《理想国》的第八和第九卷中所呈现的“政体衰变理论”，但是所采取的并不是一种内在的视角，所聚焦的也不是著作内部的一些主题，而是“著作本身所体现的政体演变”与“雅典实际历史中的宪政历史”这两者之间可能存在着的某种关系。对这种关系进行探究的一个较为基本的诉求便是：我们有没有可能从现实历史的角度得到一些考察柏拉图学说的启发，或者有没有可能从柏拉图的学说中得到一些考察雅典宪政历史的启发。就此而言，本研究所采取的视角是偏历史的，而非纯哲学或政治哲学的。
杨老师提到，就我们作为哲学研究者而言，一般来说较少关注从历史、史实的角度来考察柏拉图的著作。我们往往会涉及的是历史哲学，就“政体衰变论”而言，就有一些较为经典的历史哲学理解，例如尼采和洛维特有必要将柏拉图的衰变理论纳入永恒轮回的时间观或历史观；而盖瑟尔（Konrad Gaiser）认为，在柏拉图那里所存在的一种与轮回历史观截然对立的上升的、甚至可称为进步的历史观。另外，也有基于历史学视角的考察，古代的亚里士多德与近现代的格罗特、莫洛（Morrow）都是范例。就国内而言，对希腊哲学进行基于历史视角的哲学研究是相对缺乏的，就此而言本研究具有一定意义。接下来杨老师陈述了自己研究的两点相互关联的原则：一方面本研究的目的不是去指摘柏拉图所犯的史实错误；但是另一方面，本研究要达成的目的之一的确是要避免全然以柏拉图的理论为典范来理解历史。总的来说，本研究的兴趣是简单的，即只是就柏拉图论述与实际宪政史进行比对并试图从中得出一些启发，而不是要用雅典的宪政史来提供一个柏拉图学说的解释，尽管不能否认对历史的理解会影响到对柏拉图学说的解读。
在主干部分，杨老师讲述的主要内容便是《理想国》中政体衰变与雅典政制演变的对比，前者的五种政制形式（eidos）是“君主制/贤人制-荣誉制-寡头制-民主制-僭主制”，后者也可以被分为五个阶段“古风时期政制-索伦宪政-克里斯提尼改革-埃菲亚尔特与伯里克利的革命-三十僭主”。不过在将这两者进行比照之前有两点是需要强调的：首先，比照并不是将这两者严格的对应起来，而只是找出某些要素，借此我们可以对两者进行关照；其次，柏拉图所述的五种政制形式与雅典政制形式之间存在错位，例如理想的君主制/贤人制在现实历史中是不存在的，实际上与古风时期政制相对应的是所谓的荣誉制。接下来，杨老师便对两者之间的比照进行了更为具体的论述。
首先是对古风时期政制与荣誉制的考察。古风时期的政制形式是贵族制（精英制），贵族必须通过自己的德性、能力证明自己的高贵，而这里的德性在那时尚没有后世强烈的道德意味，诸如武力、计谋、美貌、衣着乃至高超的犯罪都可被视为德性的要素，为其所强调的是最优者、最卓越者的观念。高贵之人要证明自己是最卓越的，相应的也有着各种展示德性的“战场”（会饮、竞技场、内战、战争等）。另外，古风时期的敌我观也是该时期德性观的重要体现。但是这样的状况会导致一些恶的后果，例如内战、屠杀。在柏拉图看来，政体衰变论的起因正在于内战/党争，他以其哲学对纷争的理由进行了解释，例如人的天性区分等等。至于对纷争的解决，他自然也会诉诸其哲学，终点便是所谓“哲人王”。在起点与终点之间有两个节点，一是德性的道德化，二是德性的知识化，经此柏拉图的德性与古风时期的德性就有了较大的不同。相比之下荣誉制里面所体现出来恰是古风时期的德性观念，即要在各种竞争场域体现出自己的优越性来。
第二是对索伦宪政与寡头制的考察。柏拉图所讲的寡头制与雅典的财权制是有一定对应关系的，在柏拉图的寡头制里面起作用的就是对于财富的欲望，而索伦宪政的基准正是依据财产划分等级，赋予不同政治权利。柏拉图将寡头制视为一种衰落，但是与在古风时期不断引发内斗的精英制度相比，索伦所确立的财权制恰是一种改善。两者面对的情况都是一种纷争的状态，但是所采取的策略却是鲜明区分的，柏拉图的方案和他整个的基于道德化和知识化的德性的哲人王统治是一脉相承的。
第三是对克里斯提尼改革和民主制的考察。杨老师提到，通过考察我们可以发现，柏拉图对民主制的评述不尽然有道理，例如并非所有人都平等享有政治权利和官职，并非一切都凭抽签，也并不是对私利的追逐促使改革者改革，并且宪政的监察机制、决策机制都有审慎的设计。当然，柏拉图的批评也有十分到位之处，例如民众领袖哗众取宠等等，并且这种见解十分具有历史预见性。
第四便是对埃菲亚尔特与伯里克利的革命、僭主制与三十僭主的考察。在这一部分便不再进行一些强行的对应，例如实际上尽管伯里克利是民众领袖，但他还不是僭主；并且，柏拉图的僭主制与所谓三十僭主也是不同的。不过，柏拉图对于民众领袖成为僭主、民主制度的风险的批评还是值得参考的，尽管伯里克利并没有成为僭主，但限制战神山议事会权力的“革命”确实激化了与寡头派的矛盾，伯里克利自己则成为雅典事实上的首席公民，而“首席公民”确实体现出了民主制可能衰变为僭主制的危险。到了后来，尤其是在古罗马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柏拉图所指出的这种情况，在今天我们对这种情况可能就更为熟悉了。
在结论部分，杨老师首先回顾了其研究最初的和最基本的目的，也就是对这些雅典的宪政制度和柏拉图的政体衰变论之间做一个对照，来看一看柏拉图的哪些批评是公允的、可资借鉴的，又有哪些地方与史实相比是有错位、是我们应该避免将之作为一种范式来去看待历史和现实的。更进一步的结论是，柏拉图的这种政体衰变论既不能成为一种所谓的古希腊永恒轮回历史观的证明，也不能被单纯解释为一种进步论。通过和雅典宪政史的一些对比，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与现实历史的相互比照中，政体衰变论所体现出的恰恰是历史中的某些不同的元素之间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例如，德性与道德之间、追求荣誉的内战与财权之间、专事与专权之间都存在着不可调和或至少很难处理的矛盾，而对矛盾进行处理的结果可能是顾此失彼的，例如为了取缔内战/党争而将纷争引向经济领域，使得财权成为判断最优者的主导乃至唯一标准，又例如专职可能导致专权等。当我们聚焦具体历史时，可能会感受到这些处于历史中的不同要素就好像不同的音符，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此起彼伏的，也可能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因而，杨老师提到，或许可以将这种对历史的理解称为“复调的历史哲学”，尽管目前看来这种见解尚不成熟。
在提问环节，杨老师对线下问题进行了精彩的回应。最后，本讲座在张清江老师的致辞中完满结束，这同时也标志着本学期“哲学前沿课程”的圆满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