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前沿课程第十五讲回顾| 马天俊:资本的文明史作用

 

 

 

 

2022年6月2日,中山大学哲学系研究生哲学前沿课程第十五讲“资本的文明史作用”在锡昌堂103讲学厅举行,本次讲座由马天俊教授主讲,张清江副教授主持。

 

 

本次讲座内容包含两个板块、四个问题。在第一个板块里,马老师对马克思《资本论》中一段著名引述做了文本上的追溯与澄清。在此基础上,第二个板块讨论了关于资本的三种理解或态度,马老师将其称为“英式经验论”“德式辩证法”和“俄式跨越论”。

 

板块一的文本梳理针对《资本论》第一卷第七篇的第250号作者脚注。马老师首先回顾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1版和最为通行的第4版,表明通行中译文本身没有大问题,继而展示了该引文的出处即1860年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邓宁(Thomas Joseph Dunning)的小册子《工联和罢工》中的相关英文原文。邓宁这段对资本的论述是与当时主流杂志The Quarterly Review的争议性对话,其中既包括对1859年下半年该刊关于罢工的一个主张的部分引述即“资本逃避动乱和纷争”,也包括邓宁自己的引申和评论,还包括邓宁的自主阐述和总结。也就是说,《资本论》这一引文本身还含有引述、引申、评论和自主阐述等不同层次或环节,将其打包援引且冠以“《评论家季刊》说”,这是有含混性和误导性的,而且这一引文略去了随后出场的邓宁本人的真正观点。循序追溯文本链条,这些都不难澄清。

 

邓宁小册子的论述表明,邓宁自己的观点既不是The Quarterly Review上的“Capital flies turbulence and strife, and thrives only in security and freedom”,也不是“如果动乱和纷争能带来利润,它就会鼓励动乱和纷争”,更不只是“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而是“资本就其本身而言是好的,同样,工联本身也是好的”(Capital in itself is good, and so in themselves are Trades' Unions),虽然它们的运用都难免有走向邪恶的危险。显然,这种观点可算是近代英国工人运动的一个典型原则。

 

马老师点明,上述梳理具有文献研究本身的价值,但又不限于此。邓宁的观点和《资本论》的观点有明显不同,由此讲座进入第二个板块,开始讨论针对资本的三种不同理解。

 

首先,马老师用“英式经验论”称呼邓宁式的观点,阐明这种理解既认可资本又认可工联及其带动的罢工,双方在冲突中磨合,客观的文明进程由此逐渐推进,英国的宪章运动可以作为这一态度的代表和例证。在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的建议和要求(如普选权)起初是遭到下院拒绝的,工人运动本身也受到压制乃至伤害。但工联及其罢工依然存在,运动依然持续。多年以后,例如普选权就获得了承认,成为法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循此而一步一步健全起来的法治以及伦理遂成为工资、资本赖以成立且受其规约的现代文明建制。这是经验主义的,体现了英国社会的进展方式,即通过坚持不懈地开展公开的工人运动来推动立法。这不同于暴力颠覆,不同于“一揽子”解决天大的问题。

 

其次,很容易看出,不同于“英式经验论”,马克思恩格斯的见解不妨称为“德式辩证法”。它认为资本是辩证的,也就是历史性的和有内在矛盾的,这种内在矛盾的展开过程既是资本的实现也是资本的扬弃,这是历史的必然。马老师强调了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关于人之社会发展的三阶段说,强调第三阶段即“自由个性”虽然看似和第一阶段即“人的依赖性”有貌似之处,但二者决不能直接相通,中间须以否定性的第二阶段即“物的依赖性”为中介。第二阶段是否定性的和充满痛苦的,但正是它使人发展出了渐趋于全面和普遍的关系、需要和能力体系,这是第三阶段的必要条件和基础。否定性的中介,也正是“德式辩证法”之“辩证性”的要害所在。接着,马老师列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段文献,解释他们对“社会革命”的重视。以英国为典型,“社会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相对来说,法国火爆的政治革命和这革命激发过的德国的哲学革命都还有待于达到其社会革命的实质。只有经过未必爆烈的社会革命,才能完成上述第二阶段的文明史任务。

 

再次,但恰恰是三段式的辩证法往往给人以奇特的诱惑,诱人想象一种从第一阶段到达第三阶段的巧计。这就涉及到所谓“俄式跨越论”。马老师就此讨论了特卡乔夫致恩格斯的公开信。在特卡乔夫看来,资本本身是坏的,带来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瘟疫,所以要赶快进行夺权革命,重新领导人民,及时消灭资本,超越资本主义阶段。而俄国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加具备这种革命的条件,俄国人民“本能”而“传统”地倾向于公有制,俄国农民的村社可以免遭资本主义的瘟疫,直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前此恩格斯曾指认过俄国社会历史条件之低下,特卡乔夫为此感到愤怒。多年以后恩格斯对特卡乔夫有所回应,其观点是这种“俄式跨越论”毕竟是幼稚的,它依想象的社会主义宗旨而对资本行主观的选择。根本上,发展程度较低的社会不可能解决那些只有在发展程度较高的社会中才能产生的问题,社会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后的产物。同样地,马克思其实也一直没有肯定过“跨越卡夫丁峡谷”,这种跨越在马克思那里只是议题,而不是论断。

 

最后,马老师以《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作结。德国发展状况相较英国是落后的,因此要面对的现实问题除了现代的,还有那些古老的、陈旧的,因此德国是“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那里死人抓住活人。文明史的逻辑是艰难的。

 

马老师总结道,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展的英国,对资本采取了经验论的态度,有什么现实的问题就努力现实地解决现实的问题。相对后发的德国则需要由“德式辩证法”显明其历史处境,尤须重视诊断否定性的中介以及中介的自我扬弃。两种理解的区别从马克思对邓宁文本的裁剪可以看出一二。而更为落后的俄国,则有对资本采取“俄式跨越论”的构想和实践,这对俄国历史影响深远。

 

 

进入讨论环节,主持人张清江老师先对讲座内容进行了评论,随后在场同学围绕“反题”之跨越、现代化道路、无产阶级的民族性及其文化特性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供稿:钟烨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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