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晓坤 |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与方法论的哲学变革

一、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历史建构与形而上学性质

现代社会科学的专门化建制日益成熟，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各门学科在相对具体化的研究领域形成并建构了自身的理论传统及其方法学训练，由于长期的学术积淀及其所面对问题的日趋复杂性，各学科内部的专业分工与理论分野更加多元化和精致化。以至于在大多数人看来，克服学科边界对社会科学进行总体性研究是不可能的，在今天更加迫切的，则是加强各门社会科学的内部建制与学术研究的规范性、制序化，进而使之更加“科学”。

在沃勒斯坦看来，上述偏见恰恰是“否思”社会科学并试图重新评价集体社会知识的努力所遇到的“核心理性障碍”。学者们很早以前便认识到了“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历史限度并产生了一系列争论，针对19世纪晚期到1945年社会科学的历史重建，由沃勒斯坦等人文社会科学家组成的“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发布了研究报告《开放社会科学》(1996)，号召建立更为开放的“扎实可靠的知识”，从而揭示社会科学领域各学科相互分割所依循的理论前提与意识形态，以及知识专门化所导致的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二元对立。开辟了一条从总体性上重建社会科学基础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思想进路，沃勒斯坦恰恰是在这一努力的实践意义上理解年鉴学派运动，而并非仅仅将其作为既定社会科学分野框架中的某一个学派或某一种学术。

上述努力的根本旨趣在21世纪依然晦暗不彰，表现为知识生产与社会权力、利益体制的相互纠缠，在业已形成的制序化的社会科学领域，“对变化的抵抗是深层的。对于潜在的认识论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严肃思考，甚至也遭到抵抗。”(沃勒斯坦，2008年，第1页)因此，需要澄清的首要前提在于，关于社会科学的总体性研究并非针对集体社会知识的思想更迭演进或理论交叉融合，乃至跨学科研究或多元主义方法论都不足以触动其基本建制。任何具体领域的社会科学研究，都以某种哲学根据和价值取向为前提，这一前提性的规定，在具体化研究过程中建构了一系列基本假定和规范、策略和程序、方法和技术；而另一方面，社会科学作为制序化知识体系在现代文明进程中被历史性地建构起来，并完成其专业化和门类化，然而由于世界体系及其格局的转变又使固化的学术分工与学科分野饱受质疑。就此而言，“否思”社会科学，需要在根本上确立对社会认识论以及制序化学科体系的自反性（reflexivity）研究立场，在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生成并建制的社会-历史进程中触及其所赖以确立的哲学基础、价值定向与方法论原则。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开启了一系列重大的世界历史性转变，资本主义在世界范围内长驱直入，并取得了主要国家的社会权力，主权国家基于经济权力划分所形成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成为被人们充分意识到的社会现实。“三种新‘制序’（制度与秩序）出现了——意识形态、社会科学和社会运动——它们是对‘变化的正常性’的表达和反应。”（同上）无论是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或马克思主义，都深刻自觉到上述转变相对于传统社会的本质性断裂，试图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性组织与规划，并通过意识形态建构将某种政治目的施加于一经展开便不可逆转的世界历史进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占据统治地位，对于社会性世界的经验研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领域，社会事实如何抽象、如何描述、如何解释，如何把握其经常性变化以及可能性趋势，如何对社会变革进行合理化的组织、影响与干预，作为社会科学确立自身合法性的内在诉求，使其成为同自然科学并行不悖的认识领域，并逐渐赢得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

当社会科学超越关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旨趣，而通过对社会制度和秩序的知识化建构以期达到某种明确的目的，并区别于传统社会哲学的抽象思辨与演绎，力图在经验发现的基础上寻求确定性的实在知识，以适应于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对社会生活整体领域的控制与协调，社会科学内部日趋分裂并独立为各个门类的、具有理论自觉的学科领域，才获得了真正的自我授权，成为自律的制度化形态。19世纪形成了一股列宁称之为“从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建立在牛顿经典力学基础上的现代科学观旨在寻求物理世界的普遍法则，其中的两大主导性理念，即自然和理性被运用于研究人类自身社会生活的复杂领域，依循价值中立的普遍信念、通过客观的实证知识建构人类世界的理性秩序，成为社会科学摆脱思辨哲学，从而使自身纳入现代科学体系的基本途径。

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制度化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主要的欧洲国家展开：作为新型学科的历史学首先确立了研究经验世界之客观事实的中立立场，经济学取代政治经济学，实证主义构成社会学获得合法性的根本精神，政治学从法学中独立出来，研究与市场运行逻辑完全不同的国家政治生活，这些学科共同构成了以“社会科学”为名的知识领域，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获得社会现实的普遍规律成为学科分化与边界界定的核心原则，“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构成了一个以国家为中轴的三位一体，从而巩固了它们作为核心社会科学（以研究普遍规律为主旨）的地位”。(华勒斯坦，1997年，第31页)在国家权力的推动下，欧洲大学成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制度性领域，主要的社会科学学科在大学体系内逐渐制序化为现代学术研究与训练体系，各学科日趋专门化与系统化，社会科学的学术化积累对于国家、市场与社会活动的反哺，使现代工业文明在社会合理化层面上越来越能够开展出有效的自我认知、自我调节与自我修复。就此而言，社会科学知识总体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进程在特定民族国家充分展开的经验总结和理论表达，也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机制日趋合理化和制度化，并在意识形态领域得以不断持存和自我巩固。

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在对现代工业文明强大的理解、控制与规划中确立了自身的权威：将社会现实分割为不同的领域进行分析；研究经验事实、并在方法论上依循严格的程序与可控的证据；以期获得制约人类行为的普遍性法则；从而使自身成为区别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独立领域，正如孔德为社会学自身所确立的目的“理解以便预测，预测以便控制”。社会科学制序化作为资本主义世界历史展开过程的理论自治，被归结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或欧洲中心主义的胜利，“这套学科划分准则内含着对掌权势者有利的理论前提和意识形态，包括欧洲中心主义、父权主义、科学主义和国家中心主义等”(华勒斯坦等，1999年，第3页)。具有普世意义的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三分神话”恰恰建制于对市场、国家与个人活动领域的明确区分与界定。

然而问题的诡吊在于，基于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少数核心国家有限素材的经验主义研究被赋予了发现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目的，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合法性，并与欧洲确立对世界其他国家的统治权力同步展开和完成。作为现代社会毋庸置疑的知识系统，为非资本主义国家进入文明世界开辟出一条道路，“如果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世界系统，那么这些范式现已成为资本主义出现的结果和堡垒”。(沃勒斯坦，2008年，第31页)

社会科学理论自觉的革命意义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有限经验、学科制序化的普遍法则之间的深刻矛盾，表现为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分离隔绝以及社会科学体系内部各学科的割裂对立：“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再加上三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与（人类学再加上东方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注重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条分界线；再次，在以探寻普遍规律为宗旨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市民社会的研究（社会学）之间也存在着鲜明的分界线”。(华勒斯坦，1997年，第39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自反性立场旨在积极开展出对社会科学总体之历史限度与边界区分的前提性批判，并将思想把握特定社会的现实运动真正确立为新科学的任务，新的科学观以及方法论的哲学变革必然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现实领域和思想观念中对立冲突的加剧而充分展开。

以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科学建制，在19世纪历史地形成与发展，具有其深刻的哲学基础和思想渊源。它一开始便是以西方理性形而上学的科学主义或知识论传统来要求自身的，即通过寻求社会-历史的抽象法则以期建构人类世界的客观秩序，立足于意识内在性的主观精神所把握的社会现实获得了知识或观念的样式，被运用于一切社会历史领域，这一思维模式以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为哲学基础，即由柏拉图的理念论所开启，在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中由笛卡尔的主体性原则奠基、黑格尔最终所完成。

作为现代知性科学具体样式的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在根本上依循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与科学主义信念。建立在英国、法国、德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以及美国等资本主义体系核心地区现代化经验基础上的实证研究及其社会理论-知识形态被赋予普遍的目的论，并突破发源地的局限性，将自身归入研究现代世界普遍规律的科学阵营，赢得了对欠发达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普适价值。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作为现代世界历史进程的潜在结构，正是随着社会科学自律的秩序化努力被不断推广、深化和泛化，巩固并捍卫现代性意识形态在知识领域中的统治权与话语权，以及在现实领域中“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社会关系的支配权。

然而，马克思在批判经济学科学之形而上学性质时，指认了其作为现代知性科学的非历史特征，“于是资产阶级关系就被乘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偷偷地塞了进来。这是整套手法的多少有意识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8页)正是基于这一立场，马克思反对将其在1895年写下的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抽象为一般历史道路理论。更为确切地说，马克思在当时以英国伦敦为典型形式展开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的经验研究，这是由于从社会要素和结构关系“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上的发展点”出发，通过对历史的“透视”而由结果返归原因——马克思使用了“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一比喻来说明历史规律研究与社会现实运动之间的关系——方能使思想再现和把握社会运动的内在逻辑成为可能。

在马克思看来，对上述历史发展逻辑的正确考察和经验研究有助于理解历史的早期形式，与此同时，能够在生产关系现代形式的充分展开过程中发现其内在矛盾与潜在趋势，从而使之成为被积极扬弃的现实环节。与之相悖，依循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现代知性科学之内在困境恰恰在于，其非历史特征所造成的观念领域与现实世界的隔绝对立，同时将抽象的、一般的普遍原则加诸于所有现实事物，从而夷平一切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差异性与特殊性。

二、作为新科学观的历史唯物主义：现代知性科学哲学基础的变革

20世纪下半叶是西方学术思想重构时代。由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调整与非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力量的崛起，一个世纪以来历史建构的社会科学体系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全球统治权的失落与非殖民化趋势而发生动摇，思想界开始转换欧洲中心主义的视点以及普遍主义信念，社会科学从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使重构社会与人之想象范式成为必然的时代要求与思想任务。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哲学基础、以批判现代知性科学为方法论中介的马克思历史科学，在社会科学总体性领域中的革命意义被再度发现，并与当代哲学社会科学之重建努力相汇聚、交融。

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世界观在观念以及现实领域触动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对现实世界的统治权，由历史唯物主义所奠基的“新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作为对共产主义现实运动的理论表达，立足于对市民社会的积极扬弃并开展出人类社会之重建，本质上不同于作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之制序化知识总体的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即“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1页)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世界观，同样意味着新的科学观，即只有通过在思想与现实领域开展出一场科学观的根本性革命，沃勒斯坦等学者在20世纪初所倡导的重建社会科学之努力才是可能的，或者说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在思想领域必然通过重建新的科学观为自身开辟道路。

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可以表述为“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作为分析社会历史的科学指南，“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同上，第92页），从而使人们的实践活动及其实际发展过程真正构成社会科学自我授权的现实基础，使被意识形态所遮蔽的“社会存在”的本质性、历史性被思想-观念所把握。新科学观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实践原则的确立意味着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所依循的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之观念论基础被彻底瓦解。

马克思在“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的共产主义”原则高度上来阐明其科学观，集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私有财产与共产主义”部分，即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在人的社会存在意义上是同一门科学，不但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的分隔孤立，乃至作为完全不同研究领域的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分隔孤立，也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在人类社会的历史生成过程中走向和解与统一。马克思运用了大量独特的对偶句式表达，旨在凸显和阐明人与社会、自然界与人类历史、私有财产与劳动、自然主义与人道主义等一系列彼此割裂与互相对立的异化状况及其产生根源，要求在共产主义现实的生成运动中理解和把握上述对立及其矛盾转化，并通过自我异化之积极扬弃寻求对立状况的和解、复归与统一。

以感性-对象性活动为哲学基础的新科学观意味着，社会、现实、自然界以及人自身等失去其作为理论形式的抽象性，在社会中被把握为“对象性的现实”、“人的本质力的现实”或者“人的现实的实现”。在根本上区别于以意识内在性为出发点和立足点的现代知性科学所划定的真理与意见、理论与实践、思想与现实之间的抽象对立，马克思将一切科学的基础确立为“感性”，并将这一新的哲学基础，或者说真正的唯物主义和实在的科学的确立归功于费尔巴哈，“因为费尔巴哈也使‘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成了理论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4页)。现实的主体被把握为对象性的存在，为避免将“社会”把握为抽象的理论形式而与个体相对立，人的本质被理解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即“社会的存在”，也就是说“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是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同上，第303页)。

就此而言，一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人的科学之现实基础即“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一切科学的研究对象即感性自然与感性存在的人，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不再是孤立于人的、抽象的客观实在，而恰恰是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现实。因此，通过人的历史性实践活动，自然界对于人来说越来越摆脱其外在性和异己性，越来越成为人的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对象，越来越生成为人的社会的现实，而这个过程同样是人的自我诞生过程，是人使自己获得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的积极扬弃从而占有作为社会的现实的自然界，也即占有人的本质力量。

在感性原则的基础上，新的世界观与新的科学观立足于“自然界的人的本质”与“人的自然的本质”的内在统一，人与自然之间的抽象对立被消融在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中，整个世界历史不外乎是人通过人的对象性活动而使人成为人、使自然界向着人生成的过程。就此而言，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在自然科学中的客观实现而获得了现实性，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越来越能够通过自然科学开展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积极的自我认识。我们便能够真正理解，“自然界的社会的现实和人的自然科学或关于人的自然科学，是同一个说法”（同上，第308页），或者说，只有在人类社会形成过程中的自然界，对于人来说才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在将人与自然界统一于感性意识和感性需要的科学观中，马克思超出了现代知性科学所能够理解的范围，并积极开展出构造新科学的努力。

比如，马克思将工业的对象性存在以及工业历史的实际发生过程把握为人的“心理学”，工业作为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的感性的、异己的表现形式，历史性地生成着现实的自然界，“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同上，第307页)，只有扬弃工业与人的本质力量的外在有用性关系，将工业把握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才能够真正开启理解人的活动的科学道路。感性-对象性原则的确立，意味着人的活动及其现实的历史进程真正地进入科学的研究领域，扬弃人与自然界的抽象性质及其彼此之间的对立。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性视域中不仅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的分化建制将被消解，而且在根本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抽象对立状态也将被消解。人的感性活动及其感性需要的丰富性构成了真正的科学的现实基础，“那么自然界的人的本质，或者人的自然的本质，也就可以理解了；因此，自然科学将失去它的抽象物质的方向或者不如说是唯心主义的方向，并且将成为人的科学的基础”。（同上，第307页）

新的科学观的哲学基础之确立，使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成为一门科学，使总体性地把握人类社会历史的实际发生过程成为可能。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正是在“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讨论“真正的科学”以及对历史之谜的解答，这一科学作为积极的解放力量，作为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认识与积极占有，与向着“社会”复归的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进入了同一轨道，在马克思看来，运动着的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历史进程，才真正构成了全部科学的研究对象与现实基础。

感性原则之确立使马克思能够进一步对抽象的、与社会历史相隔绝并不断自我巩固的观念论或知识论，以及意识对于感性以及现实的支配权和优先权开展出本质性的批判，这一努力在“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以及全部哲学的批判”中被积极的完成，并通过“革命的辩证法”开打了一切科学通达社会现实的道路。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所谓自我实现的活动或者否定之否定的活动是对劳动之本质的思辨表达，思辨的辩证法不仅将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各个环节看作是自我意识的环节，而且将其作为绝对精神自我活动与自我展开的诸环节。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神秘性质的发现与揭露，使劳动过程中生成的“现实的人”以及感性的自然界成为“新世界观”以及“新科学观”的现实基础。

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体系中，自我意识的外化设定关于对象的物性，“意识的存在方式，以及对意识来说某个东西的存在方式，就是知识。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行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7页）自我意识向自身的回返（“对象向自我的复归”）意味着，感性、现实、生命被回到自身的自我意识所吞噬和消融。由于“知识是意识的惟一的对象性的关系”，（同上，第327页）因此知识无外乎是人的自我意识克服对象返回自身，将“物性”作为对象的本质性所巩固和建构起来的观念形态，对象（感性自然与感性存在的人）与作为对象本质性的知识（作为观念的观念）之间的隔绝对立，充分暴露了自我意识的自我确证是以取消感性、现实和生命为中介的。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消解了现实的人及其对象性活动的现实基础，即“黑格尔在哲学中扬弃的存在，并不是现实的宗教、国家、自然界，而是已经成为知识的对象的宗教本身，即教义学；法学、国家学、自然科学也是如此”(同上，第330-331页)。绝对精神作为自我意识对象性活动的最高成就，使资本主义国家、法与市民社会的现实存在及其历史运动以抽象的形式在观念体系或理论形态中被确立并巩固下来。黑格尔在自我意识异化的范围内把握住了“把外化收回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其达到的结果是“绝对知识”，而不是对象（感性自然、感性存在的人）本身。

马克思以现实主体的“对象性的活动”取代自我意识的“纯粹活动”，通过将思想中介（关于道德、市民社会、国家的自我意识的观念形态或知识形态）扬弃为现实中人的存在方式及其社会生活的各个发展环节、各个关联要素，以及这些环节与要素之间相互产生、相互作用、相互消融的现实运动，马克思发现了思维抽象运动以及科学活动的现实基础，即人的存在或者人的现实的生成过程，即运动着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统一，“与自身相矛盾的，既与知识又与对象的本质相矛盾的自我肯定、自我确证，是真正的知识和真正的生活”(同上，第329页)。对于黑格尔思辨哲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绝对知识”（或绝对真理，构成了近代以来科学主义的哲学基础）的本质性出离，使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所开启的新世界观和新科学观立足于现实的个人及其生活过程、以及特定社会的自我运动。

三、方法论的哲学变革：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及其具体化原则

如果说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科学，马克思通过历史唯物主义所确立的“新的实证科学”、“历史科学”就其性质而言，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为基础的无产阶级科学。这一基本性质的转变意味着，对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的总体性批判需要被提高至哲学的高度；社会科学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需要被重新反思；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与研究路径需要被重新建立；社会科学自身的价值取向与理论旨趣需要重新做出考量。相悖于秩序化社会科学范式所形成的观念对于“社会现实”的统治权力，历史唯物主义要求“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2页)

只有通过开展出对“市民社会的科学”的积极扬弃，并在更为广泛的科学领域中形成关于现代知性科学历史限度（或学科边界）的“新的实证科学”，即将现代知性科学的一般理论和抽象法则把握为历史性的和社会性的，方能够以新的科学范式触及和把握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运动、自我展开与内在冲突这一现实。马克思将“资产阶级的实证科学”，即政治经济学作为批判的对象以及被扬弃的思想环节或理论中介，以此寻求解剖市民社会（物质生活关系）的科学研究路径，揭示出现代经济学科学将资本主义经济规律等同于自然规律的形而上学性质。

恩格斯将政治经济学批判称为“科学的，独立的，德国的经济学”，它为自身提出了独特的思想任务，并宣告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历史限度。关于资本主义现代世界的社会理论-知识总体作为“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同上，第73页)，作为资本主义历史展开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一旦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同上，第74页)通过对社会科学哲学基础的重建以及方法论的改弦更张，观念论产生的实际社会历史进程真正进入了学者的视野，对于“现实的人”的能动的生活过程的经验描述作为历史科学研究的出发点，旨在破除现代性意识形态通过社会科学秩序化所构造的知识神话学对感性现实的消解，将理论自身的对立与学科之间的分裂导向社会现实的矛盾生成、演化及复归，并成为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思想武器。因此，就方法论的哲学变革而言，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克服现代知性科学形而上学性质的“新的实证科学”之典范。

马克思的思想遗产不仅表现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历史运动的深入解剖，而且为扬弃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确立了新的哲学基础并带来方法论变革。在马克思看来，科学之所以科学，取决于“科学上正确的方法”，其历史科学中的方法论革命需要得以重新阐发，并积极转化出对社会科学建制的总体性反思与批判。马克思本人曾经有专门写作方法论著作的计划，却并未实现，他一再强调学者们对《资本论》的方法理解很差。这是由于，如果没有触及现代知性科学在方法论上所依循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主义哲学根基，那么就无法在现实中真正开展出“新的实证科学”或“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新的世界观与科学观就同样只是在思想领域中发生的。或言之，马克思对于整个西方哲学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本质性出离，必然需要通过进入具体的、经验的社会科学领域来为新科学开辟道路，使其哲学革命得以现实化和具体化，在哲学革命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出现代知性科学的方法论变革。就此而言，我们能够理解，从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到作为新的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必然以“历史科学”及其方法论变革为思想进路。

当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将现代知性科学作为扬弃的思想环节，并在市民社会本身的运动中为自己找到经验的、理论的基础，从而为“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打开了现实的历史境遇（同上，第78页），“人类社会”便构成了这门新科学的基本性质与现实基础，并将市民社会的内在矛盾运动与积极扬弃置于人类社会的历史生成这一轨道上，以此作为自己的思想任务和理论自觉，其革命性质就表现为对现存世界之观念论基础的撼动和瓦解。以“人类社会”为价值定向的历史科学，超出政治解放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或“资产阶级社会”，即“利己主义领域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的原子个人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页)因此，这一新科学在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前提下、以人和自然向着社会的复归为运动方向和展开过程，与此同时，消除人与自然、社会与个体的抽象对立，使人全面占有自己本质力量与社会关系，这种科学必然将共产主义的现实运动的理论表达作为自身的目的和旨归，并通过人类解放的历史性实践将自己确立为科学从而获得革命性。

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之根本要义，并不在于给出历史道路的普遍公式或一般原则，而在于提供了把握既定社会自我运动的具体化路径，将马克思具体的历史原则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意味着“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3页)即特定对象的具体展开过程与多维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历史科学的经验基础与理论内容，马克思正是在以历史为原则的唯物主义高度上，本质上区别于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开展出深入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本身的研究要求。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物质生产方式及其现实过程的研究始终贯彻穿着“革命的辩证法”，“否定之否定”作为推动原则并不是以外部反思之形式附加于经验现实之内容，恰恰相反，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即对作为意识唯一对象之知识和观念的扬弃，对作为“市民社会的科学”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使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现实运动的抽象表达，即经济范畴或经济规律获得丰富的实体性内容，使历史发展起来的、可以达成自我理解的人的活动领域成为科学研究的真正对象，或者说真正进入科学领域，从而克服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隔绝对立，使思维认识和把握社会现实及其历史运动成为可能。

作为唯一科学的历史科学，正是由于这一方法在人类社会领域的具体化贯彻而成为可能的，马克思具体的历史原则在存在论基础上本质性的区别于黑格尔抽象的历史原则，更加大大超出依循于实证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现代知性科学，及其仅仅以外部反思的方式将抽象原则施加于任何具体内容的知识论态度与普遍主义取向。如果说，黑格尔思辨哲学之抽象历史原则的积极发现在于，“独立于自然界和精神的特定概念、普遍的固定的思维形式，是人的本质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人的思维普遍异化的必然结果；因此，黑格尔把它们描绘成抽象过程的各个环节并且把它们连贯起来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3页)。这一积极发现构成了马克思历史科学的“直接的理论前提”，历史规律则不再是独立于经验现实并与之相对立的抽象的形式规则，而是以神秘化方式呈现的事物自我展开过程中各个环节之间的内在联系。黑格尔所把握到的具体化被消融在绝对精神的自我运动之中，“具体性实际上是和发展，并且是和辩证的发展，和‘通过矛盾而实现的自我发展’密不可分的。黑格尔只是在意识中看到这种发展，而在别的地方则再也看不到”(伊林柯夫，1993年，第123页)，而马克思不但看到了社会现实的本质差异和矛盾运动领域，并且将这一领域提升为历史科学自身的研究诉求，从而将对于历史规律本身的理解，即绝对精神的逻辑展开与自我运动的现实基础把握在具体的历史原则之中。

因此，马克思所谓唯一可能的、正确的科学首先在于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在精神上再现具体的过程，而不是具体本身神秘化的产生过程。虽然科学必然以必要的抽象规定为逻辑起点，但是却需要以具体化把握人们的实践活动以及实际的生活过程为旨归，要使每个抽象的范畴规定同时向着客观的具体真理运动、并获得丰富而充实的内容，即能够将处于发展中的、相互联系的既定社会的现实运动不断包容于自身。只有借助于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科学方法，才能够使思维“通过概念的运动再建在它之外的和不依赖于它而存在的、历史地形成的具体性，再建在思维之外和不依赖于思维而存在和发展的世界”，（伊林柯夫，1993年，第127页）即通过对范畴和观念的扬弃，使思想能够真正的触及和理解社会现实，通过对既定社会的自我活动的辩证把握，使特殊的、具有本质差异性的社会-历史规定被思想理论具体地再现和表达出来。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运用的方法并非独立于社会现实的某种分析工具或技术路线，而是在根本上超出了现代知性科学实证主义和普遍主义信念，“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应被提高至方法论哲学或者哲学方法论的高度。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分析社会历史的科学指南，必然开展出拒斥普遍主义与抽象法则的历史科学，必然使具体的历史原则构成把握既定社会自我运动的科学方法。马克思的历史科学在当今社会科学的总体性领域中开展出了积极的方法论变革，提示出完全不同于现代知性范畴的社会-历史境遇，使把握具体的历史内容与经验现实成为真正的科学诉求，使否思与重建19世纪社会科学范式获得思想基础与现实路径。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总体性概念的提出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为定向，这一根本立场意味着，在具体的、现实的历史进程中所开辟出的中国道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同样获得了世界历史意义，作为中国道路之精神自觉的话语体系与学术体系“在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成为能思的和批判的，并从而获得它的自我主张”。（吴晓明，2016年，第5页）“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理论根基、方法论原则方面与植根于西方理性形而上学传统的社会科学建制划定了界限，必然开展出对现代知性科学各学科领域理论成果的积极扬弃和占有，其要求克服社会-历史领域中的知识论态度、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二元对立、以及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分裂孤立，使切中当今中国之社会现实、把握中国问题、转化中国经验成为学术旨归。在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中开辟出超越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生活方式，并且在理论上、思想上能够对这一特定社会的自我运动形成把握能力和阐释能力。这一新科学基本性质的现实化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马克思的科学方法在特殊民族国家历史道路与社会现实领域中的具体化运用与贯彻，其并非立足于构造出具有普遍性的一般知识体系，于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而言，其必然开展出以社会主义为定向的现实运动。

沃勒斯坦，2008年：《否思社会科学——19世纪范式的局限》，三联书店。

华勒斯坦，1997年：《开放社会学》，三联书店。

华勒斯坦等，1999年：《科学·知识·权力》，三联书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2009年，人民出版社。

伊林柯夫，1993年：《马克思资本论中抽象和具体的辩证法》，山东人民出版社。

吴晓明，2016年：《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复旦大学出版社

来源：《哲学研究》2018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