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印迹 | 杨芾荪先生生平与学术略述
刘锦方（左一）、杨芾荪（左二）、林铭钧（左三）
崔建英：梁老师好。系里在组织编写《学人印记》，主要是介绍本系的前辈学者。想请您讲讲杨芾荪先生的生平和学术研究的贡献。
梁庆寅：谢谢建英。这个话题让我再一次想起了杨芾荪先生给我们上课的情景，想起了在他家里聆听他讲述学界掌故的情景。转眼杨先生已经离开我们30年了，但是老人家的音容笑貌依然历历在目。
对杨芾荪先生的生平我知道的并不详细，只能就我所了解的作个简要介绍。杨先生1914年1月出生于广东梅县（今梅州市）。1935年毕业于国立广东法科学院。曾在广东工业专门学校、广东法商学院任教。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广东法商学院停办，杨先生受聘于中山大学，先后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和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任教。在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期间，讲授过宪法论、社会发展史和形式逻辑。1959年之后，主要从事逻辑学的教学和研究。由于上个世纪60到70年代的十几年里没有开展职称评聘工作，杨先生是1979年晋升的副教授，1981年晋升为教授，1985年退休。在杨先生和林铭钧先生的努力下，1978年我校获批逻辑学硕士学位授予权，成为国内第一批逻辑学硕士点之一，杨先生开始招收、指导逻辑学研究生，给研究生讲授中国逻辑史、形式逻辑、工具书的使用等课程，有一个学年教学工作量接近800个学时。那时候杨先生已经60多岁，但是精神矍铄，热情饱满，心情是愉悦的，我想这是由于他十分珍惜和享受来之不易的做学问、带学生的美好时光吧。
崔建英：杨先生热爱学术和学生的精神品格对我们这些晚辈是一种激励，我们要更加珍惜良好的学术环境，要加倍努力。请您再说说杨先生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贡献。
梁庆寅：杨芾荪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形式逻辑和中国逻辑史，重点放在先秦逻辑思想的研究上。他对先秦逻辑思想尤其是墨家逻辑和公孙龙的研究造诣深厚。1962年至1964年，杨先生在《中山大学学报》连续发表了三篇研究墨家逻辑的论文，即《墨家论辩—读墨札记》（1962）、《墨家论证学说述略—读墨札记之二》（1963）和《墨家思维形式学说概要—读墨札记之三》（1964）。被学术界称为“读墨三札”，曾昭式专门研究了杨先生这三篇论文，认为三文“对20世纪80年代墨家逻辑思想的研究影响很大，是许多研究者借鉴的研究模式之一。”改革开放后，这三篇论文被《中国逻辑思想论文选（1949—1979）》收录。1966年，杨先生发表了《公孙龙的逻辑思想—从正名主义到诡辩论的分析批判》，南开大学温公颐先生称该文是一篇“卓见之作”。1981年，杨先生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公孙龙子>非伪作辨》一文，有学者评价说，“老杨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979年，中国逻辑学会在北京成立，杨先生当选中国逻辑学会首届理事会理事，后被聘为中国逻辑学会顾问。1980年，全国逻辑史讨论会在广州召开，杨先生当选中国逻辑史研究会首任会长，后担任顾问。他在担任会长三年间，组织召开了四次中国逻辑史学术讨论会和全国首届因明学讨论会。组织、参加了国家古籍整理“六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国逻辑史》（五卷本）的编写。组建了中国逻辑史研究会资料选编组，编撰了较前人更为完整、详尽的《中国逻辑史资料选》，杨先生和李匡武先生共同主编了其中的“先秦卷”，于1984年出版。1988年，杨先生又主编出版了《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被列入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杨先生对中国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对象、选材范围、主要发展阶段和基本线索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在《中国逻辑思想史教程》中，把中国逻辑史的研究对象确定为主要研究中国形式逻辑关于思维形式及其规律的思想发展史。认为，中国名辩逻辑是由邓析、孔子和墨翟开拓的，根据是邓析提出了“刑名之辩”和“两可之说”，孔子提出了“正名思想”和“能近取譬”、“举一反三”的类推原则，墨翟提出了“谈辩方法”。但是，先秦名辩逻辑的真正创立是以墨辩逻辑学为标志的。在开拓与创立之间，则有惠施和公孙龙的名辩思想承上启下。在形式逻辑方面，1979年，杨先生与林铭钧先生等在《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充足理由律不是形式逻辑的基本规律》一文，引发关注，受到好评。
崔建英：您对杨芾荪先生学术贡献的介绍让我们加深了对先生的了解，作为本系的青年人，感到自豪。也很想对杨先生多一些了解，您可以再谈谈杨先生日常的一些事情吗？
梁庆寅：在我的印象里，杨先生是一位仁厚长者，平时话不多，谨言慎行，待人以礼，对后辈也是一样。我有时会去他家里讨教，感觉杨先生读过许多现在被称为“国学”的书，包括一些冷门僻书，知识广博。他具有老一代学者共有的传统，治学十分严谨，不轻易发表。有时他也会表现出幽默风趣的一面，有一次，是个夏天，我去他家里，当时他住在学校靠西边围墙的一处平房里，门前有一口小池塘，记得还有哲学系、历史系的几位老先生在座，杨先生口占一首打油诗，记不准了，大意是：听蛙鸣，任蚊叮，坐论道，乐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