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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锦全老师:儒学推陈出新 推“陈”更为关键

发表时间:2014-08-20 | 浏览数: | 作者:admin

作者:王绍培
编辑:林倩文
来源:深圳特区报2014-03-03第B1版


        到住在中山大学附近的李锦全先生的家里,要穿过一个不大不小的超市,这有点像是大隐隐于市的一个活生生的证据。李锦全先生家里的客厅就像是一个图书馆,不用说靠墙的书柜里塞满了书,就连屋里的沙发、座椅和床上也都堆放着很多报刊书籍,这当然是为了让阅读变得唾手可及。对于这个88岁高龄的老人来说,读书作为一种多年养成的习惯,现在也已经是他生活的全部内容了。客厅的中央挂着一副对联,上书“宠辱不惊任庭前花开花落,去留随意似天上云卷云舒”,这不仅暗示着主人曾经有过的人生经历,也意味着主人欣赏的一种人生态度。另一面靠墙的柜台上摆放着观音,李锦全说是他的妻子供奉的。在南国下午的暖阳里,李锦全先生兴致勃勃,侃侃而谈。他讲了太多的往事和细节,在记者并不觉得好笑的地方会笑出眼泪。他并不掩饰他的某些情绪。比如他说,你知道我当了多少年的讲师吗?我当了22年的讲师。在谈及宗教的话题时,他说他对于宗教既不是信也不是不信,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客观存在来研究。他似乎早就想到记者会跟他谈到教育的话题似的,早早就在手边准备好了他上世纪30年代出版的《高中国文》课本,证明当年的中学教育有现在难以企及的地方。1926年,李锦全生于广东东莞。退休前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兼任广东儒学研究会会长,是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在南国早春的氛围中,记者看见了一个经历坎坷的学人平静而安详的晚年。

1. “儒教”应该理解为儒学之教化

记者:中国有没有宗教,尤其是儒家是不是宗教,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话题。我们知道,一些西方学者把中国称之为“儒教文明”的国家。但是,您很早就写过文章,认为儒家不是宗教,因此也没有什么儒教。今天您还是这么认为的吗?

李锦全:上个世纪80年代,任继愈坚持在宗教的意义上使用“儒教”这个概念,我曾经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表示了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不能因为儒家也有关于创世论的思想,就以为它是儒教;不能因为有些儒学哲学家有宗教信仰,就认为儒家是宗教;在封建王权独尊的历史背景下,儒家也没有演变为宗教的条件……我的这些观点,到目前为止没有改变,也很难再改变了,因为我已经老了,写不动文章了。

记者:那您怎么看待亨廷顿把中国称之为“儒教文明”的国家呢?亨廷顿是按照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等等来划分世界的……
李锦全:如果说,一定要使用“儒教”这个概念,那么,我的主张是从教育的意义上来看待它。儒家指的是一个教育团体的意思;儒学一开始建立的也是一个教育阵地;儒教指的应该是用儒学思想来教化大家……但是这与宗教的意义都不相同。如果儒家要成为宗教,那么就应该把孔子打扮成为教主并加以神化,但这个事情并没有发生;儒家的名教思想也只是一些道德伦理而不是宗教教义;儒学吸收了很多宗教思想确实不假,但是,这并不等于是儒学的宗教化……所以,我的看法是,西方学者用“儒教文明”作为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的标识,那应该理解为儒学教化了这个地区的人民,而不是儒学是宗教的意思。

记者: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传统文化逐渐引起人们的兴趣,出现了“国学热”,“新儒家”也很活跃。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了“孔子学院”。您怎么看待这些现象呢?

李锦全:应该看到,“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的出现跟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强大有关。“孔子学院”其实是传播中国文化的学院,不仅仅是讲孔子和儒学的,不过是叫一个孔子的名字,毕竟孔子的国际知名度比较高嘛。在国内,国学以及儒学确实也热了很久,孔子从过去受到批判转变为受到尊重,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好现象。因为孔子的“仁学”是一种以强调和谐、协调、平衡等为价值取向的政治伦理学说,中华民族在儒学的熏陶下形成了克制、礼让、平和、内向等传统的心理性格,所以尊重孔子以及儒家文化,有积极的一面。我不大同意有些人说的,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只是一个封闭性十足的自足系统,事实上它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机能和适应性较强的文化系统,对于外来文化的传入和别家思想,儒家思想往往能够经过逐步融合而加以消化。它的民本主义思想,特别在社会变革的转折关头,对专制君权多少会起到一些抑制和抵消作用。在向民主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中一些思想也是有帮助有价值的。所以说,孔子和儒学都有积极的一面。

但是,现在可能有一个倾向,就是过于强调或者肯定了孔子以及儒家。有些学者主张把中国哲学史写成孔子思想发展史,全盘肯定孔子以及儒学,我认为是不对的。好像深圳有一个新儒家的学者,他甚至主张按照过去的那一套来搞体制改革,我觉得简直是匪夷所思,根本行不通的。对这些人的主张其实应该警觉。

记者:海外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的杜维明,是主张对于儒学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您也写过文章要推陈出新。那么,您认为儒学在当代应该怎么推陈出新呢?

李锦全:儒学的推陈出新是一个老课题了,很多人都提出过各种设想,也有一些实践。比如说新儒家都认为可以从儒学的“内圣开出外王”的民主与科学。唐君毅等人就认为儒家的天下为公、人格平等等思想,是民主政治思想的根源所在。杜维明是我的老熟人,我们过去在一起开会交流比较多,我知道他的想法。但是,林毓生认为儒家思想虽然可以跟民主思想不相冲突,但它本身并不必然发展为政治上的民主制度。我认为林毓生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所以,我认为推陈出新,其中主要的意思还是要批判性继承,推“陈”可能更为关键,因为儒家思想很多好的和坏的东西杂糅在一起,要小心翼翼地加以区别什么,不能一说“出新”就全部接纳了。所以,批判性继承,批判性在前面,否则什么都被继承下来,也不是什么好事。

2. 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懂得辩证法思想的人

记者:我发现您在学术生涯中,除了对儒学的研究比较多,对老子似乎情有独钟,而且认为在“全球化”的时代,老子思想有特殊的价值……

李锦全:研究中国的传统学术,儒释道三家都要关注。我对于老子谈不上是情有独钟,不过是觉得他的很多思想非常深刻,不仅没有过时,而且还有很多现实指导意义。“全球化”是世界演变的必然趋势,带来的问题又多又复杂。怎么应付?需要我们回头去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源可以启发今天的人们思考。儒家讲“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墨家讲“兼爱”、“非攻”以及“非命”、“尚力”。法家的韩非子主张“当今争于气力”。至于老子,他的主张是守雌受辱、取后曲己,用一个字来概括老子的思想,就是“老聃贵柔”。老子是中国古代最懂得辩证法思想的人,他说“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他说“柔弱胜刚强”。他说“不争”、“无为”看似消极避让,其实是在斗争策略上强调后发制人。因此,老子的思想在军事上也有很多可以运用的地方,他说“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故抗兵相若,哀者胜矣”……中国面对美国这样的强权,是弱者,怎么跟它打交道,是可以从老子那里学到东西的。

记者: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生活变得富裕,精神上的需求也开始旺盛起来。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

李锦全:过去在延安时毛泽东说过“宗教也是文化”。国家宗教局前局长叶小文说“讲宗教也是文化,意味着处理宗教问题不能简单化,不能把宗教当作一种异己的意识形态,而是承认宗教里面包含着积极的、有意义的东西,可以加以发掘和整理使其在现实中发挥积极作用。”这个意见我认为是非常正确的。宗教能够起到积极作用的例子很多,比如佛教讲“慈悲”,讲“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这些都是好的。过去广州佛家协会的会长云峰大师说,“佛学,作为知识与修养,应该说对提高人的思想境界与净化社会环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要倡导人间佛法:弘扬求真、坚毅、精进、宽容的精神,我想人们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这个观点我也是十分认同的。

3. 教育需加固文史基础

记者:您也是一个教育家,桃李满天下,弟子当中有不少人现在都在著名的学者,比如李宗桂、任剑涛等等。对年轻一代的学人,您有什么话想说吗?

李锦全:总体来说,现在的学生基础不行。我看见很多人喊“减负”,高考的很多课程也都压缩、甚至减没了。可是我们当年考大学是要考很多门功课的,我们也没有觉得压力大。你看看我们当年高中国文的教材,这是上个世纪30年代出版的,程度之深、涉猎之广,现在的大学教材也比不了吧?现在的很多大学生连一封信都写不通,繁体字也不认识,很多基本的文史知识都欠缺,跟我们这一代没法比。由于基础不扎实,再加上学生的视野不开阔,思想容易不全面,实用主义倾向比较严重。比如有一个学生根据《左传》里面的礼仪写论文,把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写成了一个文明时代,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左传》里面有文明礼仪不等于那个时代什么都文明甚至是一个文明时代嘛。

记者:我们知道,作为一个中国哲学史家,您参与过杨荣国主编的《简明中国哲学史》一书的写作,是“文革”时期一段学术史的见证人之一。您写过杨荣国的传记,对这个学者有自己的评价。您认为从中应该汲取的教训是什么?

李锦全:这个话题两个小时也讲不完。大家都知道,后来的人批评杨荣国,主要是说他“文革”时期“反孔批儒”。其实杨荣国反孔很早,还在新中国成立前,抗战时期有两派观点,杨荣国是反对孔子的,郭沫若是肯定孔子的。杨荣国走红也有阴错阳差的偶然性。1975年修改《简明中国哲学史》的时候,中央党校有篇文章,因为要把名家发展为法家的同盟军,党校那篇文章就说,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不是诡辩论,是辩证法。杨荣国就要按照那篇文章的意思修改。当时我就反对,我说,你的观点前两本都没有修改,现在突然修订本要修改,这样做好不好啊?可能因为这个事情,杨荣国就不太找我写东西了。我后来在《徜徉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中写道:“但在‘文革’这个特殊年代,政治风云变化无常,并且是非颠倒,就谈他晚年受批判的问题,谁是谁非似难以说清楚。徜徉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搞文科的人如何对待这个问题,从杨荣国这个案例,确实值得人们思考。”这是我的一点思考。

        李锦全,1926年生,广东省东莞市人。195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历任中山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哲学系主任,中国哲学史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广东省哲学学会第三届副会长。专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主编《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疑难问题探讨》;合著《简明中国思想史》、《简明中国哲学史》;个人专著有《人文精神的承传与重建》、《海瑞评传》、《陶潜评传》、《思空斋诗草》、《华严原人论》释译、《李锦全自选集》、《李锦全自选二集》、《李锦全自选三集》、《李锦全自选四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