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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福: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解读重点

发表时间:2016-12-02 | 浏览数: | 作者:哲学系

 
[摘 要]在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其后几部重要著作中,主词(Subjekt)与谓词(Prädicat)的颠倒是一个重要话题,但在中文译本中,这对术语晦暗不明,致使这个话题始终没有引起关注,遑论研究了。问题的症结在于Subjekt的多义性:跟Prädicat配对时可译为“主词”,跟Objekt(客体)配对时可译为“主体”,通过Substanz(实体)跟Accidenz(偶性)搭配时可译为“基体”。因为Subjekt在逻辑上意味着主词,在本体论上意味着基体、实体乃至主体,所以,拿什么词充当主词,就意味着把什么东西当成基体、实体乃至主体,这在哲学上事关重大。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主谓词,就是批判他把抽象理念当作主词,把实际的主词当作谓词,从而达到用逻辑学的理由为普鲁士的政治现实作辩护的目的。可见,将掩蔽在术语迷雾中的这个话题清楚揭示出来,有助于开启从语言逻辑维度理解马克思哲学的新路径。
[关键词]马克思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Subjekt 主词 谓词 [中图分类号]

        众所周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在追溯自己的思想转变历程时讲,“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其结论是:“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2页;文中未注版次者皆为第2版。)对于这个结论本身,人们似乎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可是,马克思在学理上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的呢?或者说,马克思用以得出这个结论的哲学理由是什么呢?对此,人们就未必那么清楚了。
        其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明确指出:对黑格尔来说,“真正注意的中心不是法哲学,而是逻辑学。”“整个法哲学只不过是逻辑学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23页)所以,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批判有内容与方法之分:内容批判针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得出该书的结论;方法批判针对黑格尔的逻辑学,尤其是他的主谓词颠倒的命题形式,提供得出该书结论的前提。其中,方法批判长期以来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注意和研究。
        本文旨在将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主谓词的基本情况呈现出来,包括描述文本、指出问题、辨析术语、厘定论域和揭示原则,以期开启从语言逻辑维度理解马克思哲学,特别是其方法论的新路径。
        一、主谓词颠倒: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批判的起点
        现存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文本是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1至313节有关国家的这部分论述的摘录与评论,所批判的是黑格尔的国家观。在对第262节的评论中,马克思把黑格尔用“思辨的思维”对“现实的关系”所作的解释称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并指出“这种差别的根源不在于内容,而在于考察方式或语言表达方式(Sprechweise)”,前者是“公开的”,后者是“秘密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1页;Marx, 1982a, S. 8)马克思把“语言表达方式”特地跟“内容”区别开来,并加以重点标示,表明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是自觉地从语言逻辑的根基上展开的。在对第267节的评论中,马克思首次使用“Subjekt(主词)”和“Prädicat(谓词)”来分析黑格尔的命题。(Marx, 1982a, S.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页) 在对第269节的评论中,马克思首次使用了“主词和谓词的颠倒”这个短语来定性黑格尔的逻辑。(Marx, 1982a, S.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马克思所说的“语言表达方式”就是使用主词和谓词的方式,而黑格尔的“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就在于“主词和谓词的颠倒”。通过反复、深入地剖析黑格尔的这种颠倒,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在设计国家权力结构时的一个关键意图:在立法权乃至整个国家权力中让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不是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13页)这就是说,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在内容批判方面所得出的结论,都是明确地以语言表达方式上的批判为前提的。
        对黑格尔逻辑学的这种批判究竟属于哪一知识领域的工作?马克思在不同著作中有不同的表述。在这部著作中,在谈及黑格尔的逻辑学时,除了说“语言表达方式”外,马克思还提到“方法被颠倒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2页)。在大半年后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说明黑格尔的辩证法时,他也用了“方法”一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2页)在紧接着写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用“方法”去定位黑格尔的思辨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72、73页;该章节的作者为马克思。)在写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用“所有这些方法”来指代颠倒主词与谓词的做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第336页) 在1847年写的《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专门用了一节来谈“方法”,并说:“在黑格尔看来,形而上学同整个哲学一样,可以概括在方法里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139页)他还批评蒲鲁东“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得出了“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卷,第143页)由此,马克思就把自己对黑格尔逻辑学的批判明确定位成了“方法”的批判。直到十年之后,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在导言部分专门讲述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50页)在1872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既声明自己的“辩证方法”跟黑格尔的“截然相反”,又宣称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112页)可见,仅就对黑格尔的批判而言,马克思自始至终是有一种“方法”的自觉的。
        有鉴于此,在解读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我们可以把“语言表达方式”简化地称为“方法”,而把“方法”确切地理解为“语言表达方式”,亦即语言逻辑意义上的方法,并进而把方法批判跟内容批判相对区分开来。
        当然,必须指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批判虽然贯穿其一生,但对主谓词颠倒的批判却仅仅存在于1843-1846年的著述中。具体而言,这一话题初现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同期的《克罗茨纳赫笔记》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所深化,在《神圣家族》中被专题探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被充分展开,之后就消失了。《哲学的贫困》虽然突出了方法问题,却不再提主谓词颠倒问题。就此而言,把主谓词颠倒作为黑格尔方法的一个关键来加以批判,是马克思早期哲学所特有的一个主题。
        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即便论及主谓词颠倒,上述几种著述在针对性上也各有侧重。只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主谓词颠倒的批判才是专门针对黑格尔本人的,而且是针对其逻辑学的。到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词颠倒的批判不仅捎带上施特劳斯和布鲁诺•鲍威尔,而且把批判的靶子移向了精神现象学。《神圣家族》尽管揭示了黑格尔思辨结构的一般特征,但主要批判的是布鲁诺•鲍威尔一派对自我意识的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对主谓词颠倒的批判主要针对施蒂纳,可后者也批判主谓词颠倒,甚至更加彻底,因而马克思对他的批判实际上已经越出了主谓词颠倒的框架。或许是因为事后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批判施蒂纳之后,        马克思就不再提主谓词颠倒了。由此可见,单就批判主谓词颠倒这一点而言,《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反映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方法批判的首要文本。
        简言之,马克思探索独立的理论道路是从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观开始的,其基础工作是方法批判,其关键是对主谓词颠倒的批判。
        二、主词与谓词:马克思著作的中文译本中一对晦暗不明的术语
        那么,主谓词颠倒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单从字面上不难回答,那就是逻辑学意义上的主词与谓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发生了不应有的调换,即在句子中原本充当主词的词语被不恰当地用作了谓词,而原本充当谓词的词语被不恰当地用作了主词。
可是,要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中文译本中发现这个课题,却几乎没有可能性,因为中译本中没有“主词”或“主语”之译。
该书现有的中文全译本有两种: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一卷中的译本,二是第二版第三卷中的译本。这两种译本在基本术语和命题的翻译上没有什么不同,差别主要在修辞上。从这两个译本中,虽然可以检索到有三十多个地方使用了“谓语”这个词,可与之相应的“主语”这个词却一次也没有出现过。其原因是,凡是“谓语”出现的地方,只要涉及到跟它相对应的术语,那个术语无一例外都被译成了“主体”。这样一来,在中译本中就根本读不到“主词”和“谓词”这对完整的逻辑学术语了,进而,对二者关系的一般考察和对主谓词颠倒的辨析都变得不可能了。换句话说,如果仅仅阅读该书的中译本,是不会意识到主词与谓词的关系问题的。
        不过,在马克思其他著作的中译本中,对这两个术语却有不尽相同的译法。在《克罗茨纳赫笔记》的译文中,有“主语变为谓语,谓语变为主语”的译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0卷,第368页)跟“谓语”相对的不是“主体”,而是“主语”。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中译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第四十二卷的译本有“主词和宾词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的译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76页),第二版第三卷的译本有“主语和谓语之间的关系被绝对地相互颠倒了”的译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页),与此同时,两个译本又都有“主体”这个词,跟“客体”相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42卷,第176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333页)在《神圣家族》的中译本中,有“通过谓语到主体的这一转变”的译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24页),其中跟“谓语”相对的是“主体”,这种译法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译法一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中译本中,有“把宾词变为主词或主词变为宾词”的译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3卷,1960年,第262-263页),其中“主词”、“宾词”之译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前一版本的译法相同。由此可见,对于同一对术语,即使在同一机构翻译的权威中译本中也有不同的译法,包括“主体—谓语”、“主语—谓语”、“主词—宾词”。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中文读者来说,如果他不参阅作品的原文或其他语种的译文,不管他如何努力,都不可能在如此纷纭的中文术语中理出清晰而确切的学理头绪来。
        亦如大家所知道的,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主谓词颠倒,是受费尔巴哈影响的结果。费尔巴哈率先从主谓词关系角度批判黑格尔哲学和基督教,创立了人本学唯物主义,产生了轰动效应,遂使“主词”和“谓词”从普通的逻辑学术语变成了当时学界的流行词。在费尔巴哈著作的中文译本中,这两个术语的翻译也颇为分歧。在《基督教的本质》的中译本中,“主词”与“宾词”相对,“主体”与“客体”相对。(费尔巴哈,1984年b,第44、76页)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中译本中,既有“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的译句,也有“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的译句(费尔巴哈,1984年a,第102、115页),其中“主体”、“主词”都可以跟“宾词”相对,“客体”、“宾词”都可以跟“主体”相对。值得与之对照的是,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中译本所用的译词是“主词”与“宾词”。(施蒂纳,1989年,第62页)
由于主谓词颠倒的源头在黑格尔,他的著作的翻译用词也很重要。在《精神现象学》的贺麟、王玖兴译本中,“主词”与“宾词”、“主体”与“宾词”往往交替出现。(黑格尔,1979年,第41-44页)同样是贺麟的译本,在《小逻辑》讲判断的部分,译词又是“主词”与“谓词”。(黑格尔,1980年,第337页)同样是翻译黑格尔逻辑学判断部分的内容,杨一之《逻辑学》译本中的用词则是“主词”和“宾词”。(黑格尔,1976年,第293页)顺便指出的是,马克思批主谓词颠倒的目的是为了批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国家观,可是在《法哲学原理》的相关部分,黑格尔并没有涉及主词和谓词的关系问题。
归纳起来,如果把跟马克思批判黑格尔主谓词颠倒的相关学术语境一并考虑进去,那么,在有关文献的中文译本中,对于逻辑学上的主词和谓词这对概念,我们已见到的翻译就有如下五种:“主体—谓语”、“主语—谓语”、“主词—宾词”、“主体—宾词”、“主词—谓词”。可见,对于一个试图弄清问题的中文读者来说,读得越多反而有可能越糊涂。
        三、主谓词概念的术语背景
        不过,上述译文中的术语困境在德文原文以及与之接近的英文译本中并不存在。 在中文被译为“主体”、“主语”和“主词”的西方哲学术语在德文是Subjekt,在英文是subject;被译为“谓语”、“宾词”和“谓词”的术语在德文是Prädicat,在英文是predicate。也就是说,对同一对概念,在中文译本中是由六个词语表示的,而在德、英两种语言中都只用两个固定的术语。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Subjekt和Prädicat是一对逻辑学术语,表示命题中两个功能各异又互相配合的词项。其中,Subjekt指出一个命题的对象,Prädicat对该对象加以说明。就此而言,把二者译为“×语”、“×词”或“×项”均无不可。并且,既然已经采用了主宾或主谓的关系模式来翻译这对术语,用“宾”还是“谓”去译Prädicat也没有关系。问题在于,当这两个术语成对出现时,一方面把Prädicat译为“×语”、“×词”或“×项”,另一方面却将Subjekt译为“×体”,就难免让人困惑了,因为“×体”是本体论(ontological)术语。
        当然,这个问题的症结不在于翻译,而在于Subjekt的多义性。该词既可以作为逻辑学术语跟Prädicat配对,这时两词应译为“×语”、“×词”或“×项”,相比之下,译为“主词”和“谓词”更好,因为“×项”没有词语的含义,“×语”通常作语法术语。与此同时,Subjekt也可以作为本体论术语跟其他术语配对。比如,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Subjekt还直接跟Objekt配对(Marx, 1982a, S. 24),这时将两词译为“主体”与“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很确切。实际上,在该书中,Subjekt首次出现时就是跟Objektiven搭配的,马克思首次提“颠倒”也是就这两者而言的;等再度使用Subjekt时,他才把与之配对的Objekt改成了Prädicat。(Marx, 1982a, S. 8, 11; Marx, 1982b, S. 58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0、14页)此外,在该书中,Subjekt也通过跟Substanz的关联间接地跟Accidenz搭配(Marx, 1982a, S. 57, 115);后两个术语译为“实体”和“偶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8、132页)没有问题,但跟它们相搭配的Subjekt却不应译为“主体”,而应译为“基体”或“载体”。也就是说,在马克思的这部著作中,Subjekt至少有三层含义,辨别的办法很简单,就是看它跟哪一个术语搭配:跟Prädicat搭配时译为“主词”,跟Objekt搭配时译为“主体”,跟Accidenz搭配时译为“基体”。比如,在该书中,马克思说:“Das Subjekt ist die Sache und das Prädicat der Mensch.”(Marx, 1982a, S. 116)这句话有意把Subjekt跟Prädicat对举,译为“主词是物,谓词是人”肯定比译为“主体是物,谓语却是人”更合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32页;Marx, 1975, p. 106)
        Subjekt的多义性不是出于自然语言的语义偶然性,而是出于形而上学的学理必然性。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只使用过一个希腊文的哲学术语,即ὑποκείμενον,他自己为之标注的德文词就是Subjekt。这两个词语被放在一个括号中,用来解释前面的拉丁文术语Ens,该术语的中译为“存在物”。(Marx, 1982a, S. 2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马克思对ὑποκείμενον的这一使用表明:其一,马克思熟悉Subjekt这个术语的来龙去脉和多重含义;其二,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的确强调Subjekt相应于Objekt而言的本体论含义。就此而言,把此处的Subjekt译为“主体”符合马克思的本意。但是,这个用法却不能成为将整个文本中的Subjekt统统译为“主体”的依据和理由。
        Subjekt之所以不能都译为“主体”,恰恰是因为ὑποκείμενον这个词在它的哲学史源头上就逻辑地兼有“主词”和“基体”这双重含义。该术语是亚里士多德在《范畴篇》中开始使用并加以规定的。它一方面指命题中表示作为话题的事物的那个词项,另一方面指被该词项所表示的那个事物。作为词项,它对应于说明事物的另一个词项;在此意义上,它叫“主词”,后者叫“谓词”。作为事物,它对应于自己身上被说明的那些特征;在它承载着那些特征的意义上,它是基体,它的特征为偶性。又因为基体意味着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偶性意味着一种只能依附于基体而存在的东西,所以充当基体的东西一般而言又被看作实体。(亚里士多德,1959年,第10页;亚里士多德,2014年,第107-108、170-171页)后来,ὑποκείμενον在兼指主词和基体的意义上被译为拉丁文subjectum,并成为德文Subjekt和英文subject的共同词源;在单指基体的意义上被译为拉丁文substratum。
        如果中文的“主体”意指主动的实体,即有意识的能动的独立存在者,那么,Subjekt的“主体”含义不是亚里士多德的ὑποκείμενον本有的,而是在近代经过笛卡尔哲学的洗礼后被添加的。笛卡尔把古代的各种实体简化为“我思”、“上帝”和“物体”三种。尽管他没有使用“主体”和“客体”这对概念,但“我思”和“上帝”都既是实体又有意识和能动性,实际上就是后来所谓的“主体”,相比之下,“物体”就是纯粹的客体。由于笛卡尔哲学的起点是“我思”,“上帝”是从“我思”推导出来的,因而狭义的主体就只是“我思”,即被实体化了的人的精神。后来,斯宾诺莎把笛卡尔的三个实体统一为一个实体,充分发挥了笛卡尔实体观的客观方面,费希特通过“自我”发挥了笛卡尔实体观的主观方面,按照马克思的理解,黑格尔则将这两个方面重新统一到了“绝对精神”之中,使之成为实体兼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2卷,第176-177页;该章节的作者为马克思。)只要设定了这个实体兼主体的东西是唯一真正实在又真正能动的存在者,那么,任何与之不同的东西就都只能被理解为它的化身形态和它的自设对象,即客体。在这个意义上,绝对精神又是主体兼客体,为此,马克思发明了一个特别的术语去称呼它,即“主体—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2页)。
        这样一来,在近代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语境中,Subjekt就兼有主词和主体两重含义,同时还保留了基体的含义。从亚里士多德使用ὑποκείμενον到语言学转向发生之前,西方哲学家在行文中并不自觉区分Subjekt的这三重含义。当他们在主词的意义上使用Subjekt时,他们并非仅仅在谈论词语,而是同时也意指着该词所表示的对象,即基体或主体;反之,当他们在基体或主体的意义上使用该词时,他们也并非撇开了词语在谈论对象,而是已然预设了这个对象是由主词指示出来的。当西方人在自己的语言中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这同一个术语时,他们下意识地就能考虑到该词的多重意义。可是,当把该术语译成中文时,“体”和“词”(或“语”)不可得兼,在阅读时也不会从前者自然想到后者,或从后者自然想到前者。这就逼得中文译者只能二者择一,这种情况下,理由的斟酌就很重要了。
        四、主谓词关系的学理论域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着重批的是“主谓”颠倒,尽管同时也联系着批“主客”颠倒。既然“谓”只能是“谓词”的意思,属于明白无误的逻辑学术语,跟它配对的“主”就只可能是“主词”,而不可能是“主体”,不管它是否意指主体,即不可能是一个本体论术语。
        自从亚里士多德创立了逻辑学这门学问以来,主词与谓词的关系就一直是所有研究哲学的人们所必须了解的课题。如今,普通形式逻辑负责提供这方面的基本知识。不过,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主要在哲学领域,包括本体论、认识论和语言哲学等领域。或者说,主谓词关系是通过逻辑学去解决本体论等哲学问题的一条重要进路。
        从哲学上研究主谓词关系,主要解决的问题是:主词和谓词各起什么作用?由哪些词语来充任?跟对象是什么关系?其间正确的结构关系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 在《范畴篇》中,亚里士多德给出了最初的答案。第一,个别事物是首要实体,即独立的存在物。这在主谓词关系上的表现是:表示个别事物的词语只能作主词,而不能作谓词。第二,要理解个别事物,必须借助普遍的概念。这在主谓词关系上的表现是:只有表示普遍概念的词语才能作谓词,才能用来说明个别事物。第三,个别事物所归属的类只是次要意义的实体,个别事物所具有的偶性只是一种依附性的存在。这在主谓词关系上的表现是:表示类的词语说明个别事物的“是什么”,表示偶性的词语说明个别事物的“怎么样”。据此可以归纳出正确的主谓词关系的两条基本原则:其一,主词的外延小于谓词的外延,最小外延的主词是表示个别事物的词语;其二,在实体性上表示个别事物的词语优先于表示它们的类的词语,表示小类的词语优先于表示大类的词语;在实在性上表示类的词语优先于表示偶性的词语。(亚里士多德,1959年,第9-19页;亚里士多德,2014年,第107-114页)通过上述答案及其原则,亚里士多德就描述出了顺序正确的主谓词关系。
        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在哲学史上首次明确指出了主谓词颠倒的现象,并探讨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论题篇》中,他认为,如果把一个基体看成是存在于该基体中的东西的一种特性,那么这种特性就并不是特性,其逻辑上的理由是:不能把一个主词看成是它的谓词的特性。他举过一个例子,这里为了便于理解而改述如下:在“火是由最精细微粒构成的物体”这个命题中,“火”是主词,“物体”和“由最精细微粒构成的”都是谓词,外延都比火大,合起来表示火的特性;火虽不是个别事物而是类,但在外延上被物体这个更大的类所包含,因而实体性程度较物体更高;由最精细微粒构成是火的一个特征,只能依附于火而存在;在此前提下,尽管该命题的逆命题“由最精细微粒构成的物体是火”也能成立,但不能因此把火看成由最精细微粒构成的物体的特性,而只能把由最精细微粒构成的物体看成火的特性。(Aristotle, 1984, p. 223;亚里士多德,1990年,第451页)归结起来,主词和谓词的正确顺序不能颠倒,否则就会造成偶性和实体的颠倒,实体性程度较低的事物与实体性程度较高的事物的颠倒,尤其是次要实体和首要实体的颠倒。
        亚里士多德提出这套学说,所针对的是柏拉图的做法。柏拉图把普遍的东西说成理念,即真正实在的理智范型,而把个别事物看成理念的摹本。虽然他没有发明逻辑,但其命题的潜在逻辑形式就是主谓词颠倒。不论柏拉图的做法有多少合理性,这种颠倒毕竟不合常规,受到质疑在所难免。亚里士多德发明逻辑,就是为了从思维的基础上颠覆其老师的主张。当然,亚里士多德后来并没有将自己在《范畴篇》中提出的观点坚持到底。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至少将主词的底限提升了一步:从以表示个别事物的词语为主词退到了以表示最小的类的词语为主词,目的是定义出作为其本质的形式。
        如果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的批判是主谓词关系在古代的一次颠倒与再颠倒的话,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就是主谓词关系在近现代的又一次颠倒与再颠倒。
        黑格尔把绝对精神设定为最普遍的概念,它既是实体又是主体,自己设定客体,又跟客体相统一,并将这种设定与统一反复不断地进行下去,直到把纯粹思维领域和各种经验领域的道理贯串成一套自洽的体系为止。这种做法的逻辑形式包括:第一,主谓词颠倒的命题形式:让外延最大的“有(或存在)”作主词,把所有其他词语作为其不同层级的谓词;第二,由正题、反题和合题构成的推理形式:把主谓词颠倒的诸命题联系起来;第三,无所不包的圆圈式体系形式:把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全部知识构造为一套百科全书,并将其视为“有”对自己的全部内涵的完成了的自我认识,在这种意义上,“有”就是绝对精神,理论的起点和终点在这里实现统一。由此可见,黑格尔的哲学及其方法十分复杂,但主谓词颠倒的命题形式是其中的关键。
        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之所以成功,就在于他抓住了这个关键。
        五、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词颠倒的两条批判原则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黑格尔主谓词颠倒的批判有两条鲜明的原则。其一为外延原则:外延小的作主词,外延大的作谓词,而不能相反。其二为基体原则:基体作主词,偶性作谓词,而不能相反。
        外延原则主要针对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和法哲学的关系,其具体规则是:不能以“理念”为主词,而把“现实的主词”变成谓词。“理念”就是黑格尔的抽象的哲学概念,“现实的主词”就是马克思所看重的经验事实。(《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4、16、18页;Marx, 1982a, S. 11)
        马克思认定黑格尔的法哲学只是其逻辑学的补充,这就涉及到逻辑学中的抽象理念和法哲学中较为具体的经验概念之间哪个该作主词哪个该作谓词的问题。黑格尔的主张自不待言,其具体观点比比皆是,这里仅举一例。在黑格尔看来,制度合理的国家要“按照概念的本性在自身中区别和规定自己的活动”,包括各种权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黑格尔,1961年,第283页)概念按其本性包括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三个环节(黑格尔,1980年,第331页),据此,国家也应有三个环节,即:体现个别性的王权、体现特殊性的行政权和体现普遍性的立法权。(黑格尔,1961年,第286-287页)这样一来,黑格尔就用他的逻辑学的理由轻而易举地反驳了当时流行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观点,给普鲁士的王权提供了有力的辩护。(黑格尔,1961年,第286页)
        对此,马克思的批判是:黑格尔“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2页)所谓“用逻辑论证国家”,就是用国家的经验概念作主词,用逻辑的抽象理念作谓词;所谓“用国家论证逻辑”则与之相反。如果用逻辑来论证国家,就意味着首先承认国家的客观存在,再根据经验事实去把握这种存在,最后将其上升为抽象理念,也就是说,理念“应当从现实的差别中产生”(《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5页;Karl Marx, 1982a, S. 12)。相反,如果用国家来论证逻辑,就意味着首先承认黑格尔这套逻辑的真理性和实在性,再把国家当作它的一种外部表现和例证。黑格尔这样做,“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了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了的思想来发展自己的对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8-19页)两种做法的区别在于:按前一种做法,国家是什么样子的,逻辑就必须把它理解为什么样子的;按后一种做法,逻辑主张了什么,国家就必须被解释成什么,从而“我们得到的不是国家制度的概念,而是概念的制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在整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来剖析黑格尔的,其目的在于把国家的经验事实,特别是把作为国家成员的广大民众的实际诉求从黑格尔的哲学框架中释放出来,并从中获得在普鲁士推进民主变革的依据。这意味着把颠倒了的主谓词关系重新颠倒过来,即:始终让外延较小的经验概念作主词,特别是让跟市民社会有关的概念做主词,而让外延较大的哲学理念作谓词。
        在马克思的批判中,基体原则也很重要。该原则主要针对黑格尔的这种做法:他把基体所具有的某种性质看得比基体本身更加重要和更加实在,并反过来把基体看成这种性质的依附体。这里所说的基体既包括哲学层面的比较抽象的基体,也包括经验领域的比较具体的基体。关于这一原则,马克思对Subjekt和Subjektivität以及Person和Persӧnlichkeit的区分是最好的例子。
        在《法哲学原理》第279节中,黑格尔说,国家主权是一种单一的可以做出决断的存在,即一种具有主体性的人格,但主体性需要由主体来体现,人格需要由人来体现,而国王刚好就是这样的体现者,所以,王权对于国家主权来说就是必不可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1页;黑格尔,1961年,第296页)
        对此,马克思批判道:“主体性(Subjektivität)是主体(Subjekts)的规定,人格(Persӧnlichkeit)是人(Person)的规定。黑格尔不把主体性和人格看作它们的主词的谓词,反而把这些谓词变成某种独立的东西,然后以神秘的方式把这些谓词变成这些谓词的主词。”(《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译文有所修改,根据Marx, 1982a, S. 24,并参考Marx, 1975, p. 23。)这段话的意思可分解如下。其一,主体本来是独立的存在,主体性是主体的性质,是依附于主体而存在的;或者说,主体是主体性的基体,主体性是主体的偶性;在逻辑上主体充当主词,主体性充当谓词。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把主体性当作独立的存在,把主体当作主体性的体现,即依附于主体性的存在;在逻辑上用主体性充当主词,用主体充当谓词。其二,人本来是独立的存在,人格是人的性质,是依附于人而存在的;或者说,人是人格的基体,人格是人的偶性;在逻辑上人充当主词,人格充当谓词。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把人格当作独立的存在,把人当作人格的体现,即依附于人格的存在;在逻辑上用人格充当主词,用人充当谓词。
        虽然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主谓词的论述很多,但有了上述两条原则,具体内容就至少变得可以理解了。不难看出,这两条原则非常接近于前述亚里士多德的两条原则。
        综上所述,由于翻译和理解上的局限,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一直没有进入学术研究的视野,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在马克思自己的深度上去理解他的思想,并且使我们既有的理解也只能停留在直接接受其经验层面的观点的状态,而无法进行具有当代思维水准的反思。实际上,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颠倒主谓词,表明他在贯穿整个哲学史的一个根基性问题上发生了觉悟,并且,正是经由这一门径,他才摸索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理论道路。就此而言,马克思关于主谓词关系的原则性观点可以被视为开启他的哲学乃至整个思想的一把钥匙。巧合的是,就在马克思放弃这个话题之后的1848年,弗雷格诞生了,这个德国人后来重新拾起了主谓词关系问题,并洞见到了指称和意义、专名和概念词等的区别,启动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如果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对马克思早年的有关观点就不会再等闲视之了。当然,站在语言学转向之后的今天回看马克思,我们不得不把他的具体观点和分析技术归于那个思辨的时代,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得不承认,他的思想的深度足以沟通今古,而高度足以指引未来。

        参考文献:
        黑格尔,1961年:《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
        1976年:《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
        1979年:《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
        1980年:《小逻辑》,贺麟译,商务印书馆。
        费尔巴哈,1984年a:《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荣震华、李金山等译,商务印书馆。
        1984年b:《基督教的本质》,荣震华译,商务印书馆。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1957年、1958年、1960年、1979年、1982年、1995年、2002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施蒂纳,1989年:《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
        亚里士多德,1959年:《范畴篇 解释篇》,方书春译,商务印书馆。
        2014年:《〈范畴篇〉笺释》,溥林译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Marx, k. 1982a, Z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 In: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②). Dietz Verlag. I/2. (Text)
        1982b,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MEGA②). Dietz Verlag. I/2. Apparat.
        1975,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Hegel’s Philosophy of Law, in Karl Marx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vol. 3, Progress Publishers.
        Aristotle, 1984, The Complete Works of Aristotle, edited by Jonathan Barnes, vol. on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说明:本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作者简介
        徐长福,男,1964年生,四川眉山人,哲学博士,目前为中山大学哲学系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实践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广东省高校珠江学者特聘教授,《实践哲学评论》主编,英国《全球商谈》(Global Discourse)杂志编委。
        主要研究领域为哲学基础理论、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出版中文著作4本、英文著作1本、译著1本(合译),在国内数十家刊物发表论文和译文百余篇,在德国《马恩年鉴》(Marx-Engels Jahrbuch)等重要国际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