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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福:关于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两种模式的思考

发表时间:2017-07-05 | 浏览数: | 作者:

 

摘要:在西方哲学史上,从亚里士多德开始逐步形成了把哲学分为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传统,前者研究形而上学、认识论和语言逻辑等,后者研究伦理、经济、政治、社会、历史等人类实践领域。在该传统中,亚里士多德从最普遍原理和终极原因出发解释一切,包括实践,从而形成了一种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康德把知识限定在现象界,把道德奠基于本体界,从而形成了一种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以此为参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也可区分出两种模式:一是由老年恩格斯所建构的、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它用物质解释一切,包括实践;二是从青年马克思的手稿、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阐发出来的、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它用实践解释一切,包括自然。不管在哪种模式中,马克思本人都只提供实践哲学。可实际上,马克思也有自己的理论哲学,那就是他的理论辩证法。一旦马克思的理论哲学得到阐发,一种新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的模式就可以期待。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理论哲学、实践哲学、马克思、恩格斯

 

 

    一、引言

 

哲学作为活动是最抽象的理论思维,作为活动的成果是最抽象的理论系统。任何哲学只要自成一家就一定有其理论的系统,尽管不一定采取体系化的形式;没有理论的系统而还能自成一家的哲学是不存在的。有系统就有其构成的部分。在西方哲学的传统中,那些最具综合性的理论系统都至少包含两个部分,即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一般而言,理论哲学主要包括形而上学、认识论、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等,实践哲学主要包括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以及经济、社会和历史等方面的哲学。区分不同的哲学系统,不仅要看它们的理论主张,还要看它们如何处理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特别是把二者中的哪一个当作第一哲学,以及在什么意义上当作第一哲学。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综合性的理论系统,其中的哲学也具有高度的综合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主张“改变世界”,似乎当然属于实践哲学,但这不意味着它缺乏理论哲学的内容。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也可以从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关系的视角来进行考察,特别是可以追究一下这二者中哪一个是第一哲学。

本文就是这样一种考察。通过这种考察,本文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固定的关系;关于何者为第一哲学的问题,目前已形成两种模式,但更加合理的答案还有待揭晓。

 

    二、历史上第一哲学的两种模式:亚里士多德模式和康德模式

 

    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区分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并把理论哲学中的形而上学作为第一哲学。这一区分延续到康德后发生了一个翻转——康德把实践哲学中的德道哲学当成了第一哲学。于是,西方哲学传统中就有了两种第一哲学模式,即亚里士多德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和康德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

亚里士多德本人还没有用到“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这对术语,他自己的区分是这样的。他把学术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其中,唯有理论性学术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而包括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在内的实践性学术不属于哲学,制作性学术更是被排除在哲学之外。进而,他又把理论分为数学、物理和第一哲学,其中第一哲学即他的遗著编纂者所命名的“形而上学”,既指研究最普遍的原因和原理的学问,即近代所谓“本体论”,也指研究终极实在的神学。也就是说,被亚里士多德视为第一哲学的形而上学是相对于物理和数学而言的,而这三者作为理论又是相对于实践和制作而言的,并对于后二者具有优先性。1

亚里士多德的学术分类表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得到调整,到近代时的情况大致是这样的。在理论性学术中,数学成了独立于哲学的学问;物理中形而下的部分独立为自然科学,而形而上的部分作为自然哲学得以保留;神学中信仰的部分已经独立,而理性的部分还留在哲学中。实践性学术被提升为哲学,而制作性学术一直被排斥在哲学之外。

到十八世纪前半期,德国哲学家沃尔夫为哲学学术制定了一个新的分类表,其基本框架就是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二分。其中,理论哲学包括逻辑与形而上学,后者又包括本体论、宇宙论(即自然哲学)、理性灵魂学(灵魂哲学)和自然神学;实践哲学包括自然法、道德学、国际法或政治学,以及经济学。2这个分类表迄今仍然是区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原初参照系,也是比较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康德哲学的共同基准。


1.参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59年第1版,2014年第15次印刷,第六卷第一章,第133-135页。

2. 参见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第1版,1995年第4次印刷,第189页。

 

因此,本文说亚里士多德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就不是在他自己的学术分类表的意义上说的,即不是相对于数学和物理而言的,而是在沃尔夫的分类表的意义上说的,即相对于实践哲学而言的。

亚里士多德把理论哲学作为第一哲学,有两层含义。其一,他把逻辑、本体论、自然哲学、灵魂哲学和神学看作是可以获得可靠知识的领域,而把伦理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看作是只能获得大致意见的领域,从而前者的学术品质优于后者。其二,他把形而上学,即本体论和神学,看作是关于最普遍原理和终极原因的学术,从而是所有其他学术的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这种模式的特点在于,从贯穿万有的最普遍原理和永恒不变的终极原因出发去理解世界和人类生活。

在上述意义的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关系上,康德通过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完成了一次颠倒,即把实践哲学变成了第一哲学。康德哲学的特色在于以认识论批判为前提,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知性和理性,并据此确定不同的认识对象。感性只能把握现象,即显现给感官的东西,知性只能整理现象,两者结合从而形成知识。不过,知识的总体性倾向不可避免地要求追究现象背后的根据,包括主体方面的根据、对象方面的根据和总的根据,但这些东西既然超出了感性的范围,就只能由理性加以推知,从而意味着这部分认识并非真正的知识。3这样一来,以往所有关于自然、灵魂和神的推论性认识就都失去了充当其他学问的基础的资格,从而理论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地位就彻底动摇了。尽管如此,灵魂、神以及自由等超感性的东西,亦即现象背后的本体,却可以充当理性决定意志的最终根据,使理性得以颁布一视同仁的道德律,并支持德福统一的信仰,从而为实践哲学奠定一个纯粹理性的基础。4相比之下,因为理论哲学只把握现象,而实践哲学把握本体,所以实践哲学就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非理论学术变成了道德的形而上学,也就成了第一哲学。


3.参见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1版,第276页。

4. 参见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版,第2-4页。


康德把实践哲学提升到理论哲学之上而使之成为第一哲学,根本目的在于把道德和知识从根源上区分开来,在维护知识的同时,赋予道德高于知识的地位。反过来说,康德虽然把实践哲学看成第一哲学,但并没有取消理论哲学,也没有用实践哲学的原则去支配理论哲学,而只是在二者之间划出了必要的界线。这就是第一哲学的康德模式。

相比之下,亚里士多德模式把神作为终极原因,基本上是一元论的;康德模式主张知识和道德各有各的本原,是二元论的。

    简言之,本文用亚里士多德模式代表把理论哲学当作第一哲学的做法,用康德模式代表把实践哲学当作第一哲学的做法,但这不意味着历史上第一哲学的模式只有这两种,也不意味着其他模式没有自己的特点。设置这两种模式,只是为了便于观察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的演变情况和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在中国的变迁:从物质哲学到实践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的历史上经历了两个显著有别的阶段,即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阶段和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阶段。由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以物质为首要范畴,可以简称为物质哲学。

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一种形态,即辩证唯物主义加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以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或精神与自然界的关系为主题,处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问题,主张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自然界相对于精神具有本原性。无论在亚里士多德模式还是在康德模式中,本体论和认识论都属于理论哲学。历史唯物主义被规定为对辩证唯物主义的应用,以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为主题,处理历史观的问题。在西方的学术传统中,哲学以普遍性为对象,而历史只是个别事实的记述,因此历史跟哲学是互相排斥的。直到沃尔夫的哲学分类表中还见不到历史的踪影,只是借助于康德的历史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历史化的哲学体系以及历史哲学,历史才被纳入到哲学之中。无论是在康德还是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历史哲学都不属于理论哲学,因而只能被归并到实践哲学,尽管这样一来实际上扩展了实践哲学的范围。不管怎样,就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体系结构而言,辩证唯物主义无疑是理论哲学和第一哲学。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态多样化了,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形态是实践的唯物主义。这种形态以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为主题,把实践看作这种关系的本质,其实质就是把实践哲学当成第一哲学。至于物质与意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问题,以及理论哲学的其他问题,都以实践哲学为依据来理解。

不论是在哪种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但在不同形态中,实践的重要性有不同的内涵。在以物质哲学为第一哲学的形态中,物质世界的存在及其客观规律始终是实践的前提,实践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要把该前提所蕴含的结论实现出来,必须通过实践。相反,在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形态中,主体改造客体的感性活动被放到了前提的位置上,由于该前提混合了客体规律性的内涵和主体目的性的内涵,因而其结论不是独一无二的和必然如此的,而是蕴含了多种可能性的。两种形态的根本分歧在于:前一形态旨在用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规定实践,可那些客观规律不过是理论家事先确立的原则而已,这样做无非是让广大实践者服从少数理论家的原则;后一形态用兼具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实践代替前定的客观规律,一定程度地承认了广大实践者的主体性,据此,实践者可以从自己的内在目的出发,而不必仅仅服从来自他人的外在原则。

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哲学在中国从物质哲学到实践哲学的转换,可以参照西方哲学史上第一哲学从亚里士多德模式到康德模式的转换来加以理解。这里所涉及的不仅是具体理论观点上的分歧,更重要的是处理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之间关系的模式的不同。

 

    四、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的两种模式:老年恩格斯模式和青年马克思模式

 

追根溯源,以物质哲学为第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是由恩格斯在晚年阐发成型的。在恩格斯晚期著作中,对该模式起奠基作用的著作主要有三部,包括《反杜林论》(写作和发表于1877-1878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写作和发表于1886年)和《自然辩证法》(写于1873-1886年,出版于1925年)。5其中,第二部著作的全部和第三部著作的一部分都写作和发表于马克思去世(1883年)之后。在此意义上,也可以把以物质哲学为第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称为“老年恩格斯模式”。


5. 关于恩格斯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影响,可参见拙文《本文与解释——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学术规范》,《哲学研究》1997年第11期;以及拙著《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年第1版,第1-16页。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模式主要是以马克思早期著作为文本根据的,其中最重要的著作为三部手稿,即《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年,出版于1927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年,部分发表于1927年,完整出版于1932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与恩格斯合著,写于1845-1846年,部分发表于1924年,完整出版于1932年)。尽管《德意志意识形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合著,也反映了青年恩格斯的思想,但影响这一哲学形态的关键著作无疑是马克思独著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此而言,可以把该模式称为“青年马克思模式”。

马克思一生的哲学兴趣主要在实践领域,就此而言,他的哲学主要是实践哲学。但在不同时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有明显不同的进路和取向。在上述手稿中,青年马克思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实践关系去理解政治、经济、历史以及自然,既强调物质生活条件对人类活动的制约作用,又突出人类通过实践创造自身历史的能动性和目的性,在西方哲学史上确实开创了一条有特色的思路。这一时期的实践哲学就很容易被阐发为第一哲学。

不过,在马克思1849年离开欧洲大陆去到英国之后,对资本主义进行科学研究就成了他主要的事业,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揭示那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关系6成了他的基本旨趣,这使得他的研究虽然仍以人类实践为对象,但方法却相通于理论哲学。事实上,马克思在研究政治经济学时所自觉采用的方法就是颠倒了的黑格尔的辩证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这一时期的实践哲学很难被阐发为第一哲学,却很容易被当作某种理论哲学的应用。

青年恩格斯的思想跟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契合度很高,都重视实践的革命性作用。不过,在马克思沉浸于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的同时,恩格斯却开辟了对自然科学的哲学研究,也就是说进入了理论哲学的领域。恩格斯的理论抱负之一是绘制一张物质世界的辩证地图,这相当于建构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这跟马克思揭示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的辩证规律的做法确有相似之处,并且显示出了某种互补性。恩格斯最终阐发了一套“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辩证法哲学7,确实起到了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在事后提供一种理论哲学依据的作用。正因为如此,虽然在马克思主义的整个理论系统中,马克思关于人类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学说是核心成果,但单就哲学而言,恩格斯基于自然辩证法的理论哲学却后来居上,成了第一哲学,马克思的学说反而显得是一种应用性的实践哲学。


6.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2版,第32-33页。

7.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2版,第484页。


老年恩格斯从物质出发的理论哲学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哲学,除了因为它在理论上跟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具有融贯性外,还跟如下因素有关。首先,在马克思去世之后,恩格斯单独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长达12年,基本形成了一个理论模式。其次,马克思的上述手稿是在恩格斯去世(1895年)近30年后才被陆续整理出版的,这在客观上有利于恩格斯模式的延续。再次,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和意识形态权威,列宁直接继承和发展了老年恩格斯模式,并将其确立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形态。列宁的具体情况是:一方面,他去世于1924年初,没有机会读到青年马克思的上述三部手稿;另一方面,他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于1908年,出版于1909年)时期就高度认同恩格斯《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观点,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的时期(1914-1915年)又形成了跟恩格斯十分接近的辩证法思想,其中一些观点还暗合于他尚未读到的《自然辩证法》的观点。最后,斯大林将列宁所确立的老年恩格斯模式变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标准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统形态得以最终完成。

在苏联确立老年恩格斯模式的同时,随着马克思早期手稿的出版,特别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出版,青年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被一些东欧和西方学者阐发出来,逐步上升为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哲学,形成为青年马克思模式,跟老年恩格斯模式展开理论竞争,并最终取得优势地位。当然,这里有必要强调的是,青年马克思模式不是马克思本人自觉构造出来的,而是由后人根据马克思的早期手稿阐释出来的。这跟老年恩格斯模式不同,后者的基本形态是恩格斯本人亲自塑造的。不仅如此,马克思早期思想非常丰富,青年马克思模式只是凸现了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

与苏联对中国的政治影响相伴随,老年恩格斯模式较早就从苏联传入了中国,在加入中国特色的内容之后最终取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在中国语境中,使用“老年恩格斯模式”这个表述还有一个用意,那就是表明该“模式”是属于恩格斯的,但具体内容不限于恩格斯本人的观点,还包括苏联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权威理论家的观点。跟老年恩格斯模式的传入相对照的是,由于意识形态立场的差异,在中国,青年马克思模式被长期屏蔽,直到改革开放才被接受过来。总体上看,就基本内涵而言,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在中国的转换实际上是苏联和西方已有事件在几十年后的重演,而之所以在中国发生较晚,完全是中国社会变化的节律使然。

还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元论的,无论老年恩格斯模式还是青年马克思模式也都是如此。

 

    五、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两种模式的问题

 

在老年恩格斯模式和青年马克思模式中,究竟哪一种模式更称得上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不可能有最终答案的问题。原因很简单,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实践从来就包含主体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两个方面。如果赋予主体能动性以优先地位,实践哲学就变成了第一哲学。反之,如果赋予客观规律性以优先地位,理论哲学就变成了第一哲学。正像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所显示的那样,这两种模式都可以在学理上获得辩护,也能够在经典文本上找到根据。

真正的问题在于,这两种模式各自的得失是什么?特别是各自的缺失是什么?

老年恩格斯模式从物质出发,用贯穿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普遍规律解释世界,实践的意义仅仅在于认识、遵循和实现这些规律。这种模式在逻辑上自有其言之成理的方面,但它的缺失也很清楚,那就是完全忽视了实践的价值目的性和道德规范性的维度。尽管这种模式也讲价值目的和道德规范,但这些东西都被处理为客观规律的附带现象,只有相对独立性,而没有自身特有的基础。这种情况下,劝说人们遵循客观规律的理由其实不过是一个未曾言明也没有得到论证的预设:客观规律所导向的最终结果是最有利于人的。

如果跟康德模式比,这种模式的缺失最为明显。虽然康德也为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做辩护,但他不仅不把一切都归结为客观规律,反而将它限定在现象界和知识领域。与此同时,他把人的自由自决自律的本性看作人的实践性的独立起点,并作为真正的道德规范的源泉。在康德模式下,人作为物质世界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要受客观规律的支配,但人更是理性存在物,其尊严在于它按道德规律行事。老年恩格斯模式在理论上主张物质生活条件决定道德,在实践上把道德当作物质生活条件的手段,这等于抽掉了实践的道德支点,折损了人的崇高价值。

即使跟亚里士多德模式相比,老年恩格斯模式也存在明显的缺失。虽然亚里士多德模式也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但它用以解释世界的普遍原理和终极原因内在包含了价值目的性,因而可以顺理成章地解释人的实践。亚里士多德的理论哲学主张万物皆有四种原因,包括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作为万物终极原因的神既是最终的形式因、动力因,也是最终的目的因。在存在物的等级序列中,人也同样由这四因来解释,其中,实践尤其要由当事人的目的因来解释。与之不同,老年恩格斯模式只承认物质性的原因,这相当于把亚里士多德的四因化约为一因,即质料因。当把这样的理论哲学应用到实践哲学时,实践的目的只能由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转化而来,而实践当事者鲜活的价值目的只能遭到否弃。这是老年恩格斯模式的一个价值论亏欠。

    在很大程度上,青年马克思模式的出现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内部对于老年恩格斯模式的纠偏反应。青年马克思模式突出了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以人为主体、以感性实践为存在方式、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目的的思想,一方面直接弥补了老年恩格斯模式在这方面的缺失,另一方面又超出了老年恩格斯模式从物质出发去理解实践的做法。不仅如此,青年马克思模式预设了人和自然、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辩证统一,并把感性实践作为这种统一的保证,这使得这种实践哲学可以反过来从实践出发去解释自然和其他一切现象,从而变身为第一哲学。其实,这种统一性预设跟老年恩格斯模式的统一性预设没有实质的区别,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用实践去统一自然,用主体去统一客体,而老年恩格斯模式是反过来的。

青年马克思模式虽然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但在理论内容上却更接近以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亚里士多德模式,而不是同样以实践哲学为第一哲学的康德模式。青年马克思模式强调人的主体性,所侧重的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实现,这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主张的德性的实现,而不是康德式的理性自主的道德立法。当然,青年马克思模式跟亚里士多德模式也有两点不同。其一是人的地位不同:前者把人看成主体,看成世界的中心,把自然看成客体,看成人的生命的延伸;后者不把人看成主体,而只看成一种高于动物而低于神的形式和质料的结合体,服从理论哲学关于世界秩序的总体安排。其二是自我实现的方式不同:前者通过社会化的生产劳动改造自然,以满足所有人的综合需要;后者虽然也重视生活的外部条件的改善,但归根到底强调的是德性的养成。

跟老年恩格斯模式相比,青年马克思模式显然更受普通人的欢迎,尤其是高度契合中国改革开放的一般观念。但它并非没有问题。首先,该模式仍然忽视康德模式的道德规范的维度。按照康德的论证,人作为主体真正能够独立决定的东西无非就是自己行为的原则,剩下的事情都由现象界的因果链条来决定。但是,这种对实际生活无所作为的主体性恰好是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主体性在于实际地改变世界以满足人的需要,青年马克思模式尤其突出这一点。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活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人决定的,抑或它只是人置身现象界的因果链条而不得不做的事情?即使这种活动能够体现一定程度的主体性,也不应该以此为理由忽视那些可以真正由人决定的事情。

其次,该模式并没有真正解决客观规律和价值目的的统一性问题。人的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有契合的时候,也有相出入的时候,这是生活的常识,也是所有哲学家都承认的实际情况。在亚里士多德模式中,这两方面的统一除了靠行善积德外,还依赖许多偶然的外部条件。在康德模式中,道德和幸福的一致只是一个必要的信念。在老年恩格斯模式中,客观规律必然导致人类的最终解放,这实际上也是变相的康德式信念。青年马克思模式诉诸实践去统一两者,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掩盖了问题。正因为人们在实践中常常不能顺心如意,才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来加以思考,以期弄清楚在实践中统一上述两方面的条件和限度。如果撇开青年马克思模式的过度发挥,仅就马克思本人的一贯思想而言,他的落脚点从来不在实践本身,而在实践的条件,这跟恩格斯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实践本是问题的渊薮,却被青年马克思模式奉为解决问题的妙方。因此,青年马克思模式用实践统一诸如主观与客观、价值与事实、目的与规律、人与自然的各种说法,都是错把问题当成了答案,谈不上有实质性的理论创新。

第三,该模式把理论哲学实践化了,实际上取消了理论哲学。青年马克思模式不仅用实践统一人和自然,而且强调用实践的眼光看世界,其顺理成章的一个结论就是:一切理论哲学,甚至一切科学技术,都是意识形态,即都是为特定主体的实践目的服务的。这个结论跟老年恩格斯模式把社会意识看成社会存在的衍生现象的做法可谓殊途同归。可资对照的是,虽然康德模式把实践哲学当作第一哲学,但它的二元论结构同时也合乎逻辑地为理论哲学提供了相对独立的根据,因此没有损害理论哲学。相比之下,青年马克思模式是一元论的,它虽然打开了一片从实践出发观察理论哲学的新视野,却抽掉了独立的理论哲学的基础,其性质跟老年恩格斯模式对实践哲学所做的事情是一样的。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在青年马克思模式之下,理论哲学不仅难以有所作为,甚至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六、待解的问题:马克思本人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哲学?

 

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的两种模式各有所本,各有所用,也各有长短,从学理上看,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包括亚里士多德模式和康德模式在内的任何其他哲学系统也莫不如此。值得好奇并追究的倒是这样一个问题:在老年恩格斯模式中,恩格斯提供理论哲学,马克思提供实践哲学;在青年马克思模式中,马克思也只是提供实践哲学;那么,马克思本人有没有自己的理论哲学呢?

我的回答是肯定的,那就是马克思版本的辩证法。这套辩证法是借助费尔巴哈的主谓词颠倒理论、通过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而获得的。这套辩证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逻辑学所得到的理论辩证法,二是通过改造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精神哲学所得到的实践辩证法。这套辩证法尽管在结论上跟恩格斯取自黑格尔自然哲学的自然辩证法有共同之处,在侧重点上各不相同,但在逻辑前提上却为马克思所独有。老年恩格斯模式发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共有的关于辩证法的一些结论,青年马克思模式发挥了为马克思所侧重的实践辩证法,即主体和客体的辩证法,而为马克思所独有的理论辩证法却迄今仍然处于被埋没的状态。

实际上,马克思的理论辩证法是他青年时期钻研和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正是因为形成了这套独到的理论,他才走上了对社会历史、对政治经济学进行原创性批判的道路。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工作中,这套辩证法一直在发挥基础性的作用。有理由相信,马克思想要撰写而未能如愿的辩证法著作就是关于这种理论辩证法的。

在马克思之后,他的理论辩证法之所以湮没无闻,有诸多原因。首先是因为恩格斯在理论哲学方面有自己的自然辩证法,忽视了马克思独有的理论辩证法。其次是因为,在恩格斯之后,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的人原本不多,而像列宁那样有志于发展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人却无缘读到马克思的早期手稿,因此只能按恩格斯的路子来理解辩证法。再次是因为,在马克思早期手稿出版后,国际学界的诠释重点都在实践辩证法方面,以至于最终形成了青年马克思模式。最后是因为,一百多年来,几乎所有的人都认定马克思只是一个实践哲学家,对于理论哲学既无兴趣更无建树。

本文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指出:马克思确有自己的理论哲学,这就是他的理论辩证法;他的理论辩证法中最独到的内容,即恩格斯的理论辩证法所没有的内容,是他的主谓词理论;马克思的主谓词理论是他的理论辩证法的基础,而他的理论辩证法又是其实践辩证法的基础;马克思的主谓词理论在他的早期著作,特别是上文所提及的三部手稿中有比较完整的阐述,尽管所采取的是批判黑格尔哲学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形式;要理解马克思的主谓词理论,必须懂得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直到当代分析哲学在主谓词问题上的理论传统,必须掌握相应的分析技术;要抓住马克思的主谓词理论的特色,还必须在相应的学理深度上重新认识黑格尔和费尔巴哈。

如果本文所言不缪,那么,马克思主义第一哲学是否可望迎来一个新的模式呢?如果是的话,那一定是一个以马克思本人的理论哲学为第一哲学的模式。

 

    主要参考文献: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59年第1版,2014年第15次印刷。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北京,2004年第1版。

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北京,2003年第1版。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78年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5年第2版。

徐长福:《本文与解释——论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的学术规范》,《哲学研究》1997年第11期;《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化探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北京,2010年第1版。

 

徐长福(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写于2017年2月上旬

  


  

 说明:本文发表于《天津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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