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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长福:主词与谓词的辩证——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探察

发表时间:2017-06-23 | 浏览数: | 作者:徐长福

 摘要:主词和谓词在逻辑上是构成判断的最基本要素,而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对它们如何定位,则成为产生不同哲学派别的逻辑端绪。西方哲学的每一次重大变革无不肇始于对主谓关系的重新理解,就此而言,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主词与谓词的辩证历程。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也不例外,他正是通过批判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谓颠倒,并建立起自己的主谓辩证法,才为他的哲学和整个思想打下逻辑基础的。可是,自从马克思不再谈论这个话题以来,一百七十年间,他的这一思想几乎湮没无闻。后世的马克思主义都以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逻辑作为逻辑基础,不过,他们二人都未曾论述过主谓关系这种原本的逻辑问题。因此,将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发掘出来,对于重新理解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马克思  主词  谓词  逻辑  主谓辩证法

 

 

一、主谓辩证法: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

 

本文所谓马克思哲学,是指由马克思著作文本所直接表述出来的那些哲学思想。作为一个整体,它一方面有别于恩格斯的哲学,尽管它们之间因有两人若干合著文本而存在难以分割的交集;另一方面有别于后世各种冠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名的诠释性体系。不管人们在这些划分上有多少分歧,马克思本人的哲学始终是任何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源,这是不应该有疑问的。

关于这个意义的马克思哲学,从文本到义理,中外学界已研究得很全面、很细致了,取得的成果也极为丰硕。但令人惊讶的是,在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却有一个持续出现近四年的话题以及相关思想被学界集体忽略了,那就是关于主词与谓词的关系(以下简称“主谓关系”)问题。马克思对该问题的正式探讨开始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写于18433月中—9月底,首次发表于1927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写于18445月底6月初—8月,首次全文发表于1932年)、《神圣家族》(跟恩格斯合著,章节分开署名,写于18449月—11月,发表于1845年)和《德意志意识形态》(跟恩格斯合著,写于18451846年,首次全文发表于1932年)中都有展开的论述。所有这些探讨和论述不论从篇幅上看还是从时间跨度上看都是十分显著的,按理不该不被注意到。

马克思关于主谓关系的思想可以根据“主词”和“谓词”这对关键词简称为“主谓辩证法”,这是他的哲学的逻辑基础。这一基础直接支撑着马克思的方法体系,特别是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体系。马克思在50岁时曾告诉狄慈根:他要写《辩证法》,把辩证法的真正规律从黑格尔的神秘形式中解放出来。1由于该著作并没有写出来,因而马克思的辩证法究竟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不得而知。本文所要表达的观点是:不论马克思的辩证法包含哪些具体内容,它首先是指马克思的方法体系,而主谓辩证法则是该体系的逻辑基础,进而是马克思的整个哲学的逻辑基础。

不仅如此,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也是他的哲学跟西方哲学史上的主流哲学在基础理论上相衔接的地方。在西方哲学史上,亚里士多德最早把主词和谓词的关系跟实体与偶性的关系、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以及感性与理性的关系平行和对应起来,并且总是从主词和谓词的关系去理解其他各种关系,从而赋予了他的哲学体系以清楚的逻辑基础。自那以后,西方哲学的每次重大变革无不从逻辑基础开始,培根的归纳逻辑之于经验主义哲学、康德的先验逻辑之于批判哲学、黑格尔的思辨逻辑之于辩证法体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之于现象学、弗雷格和罗素的数理逻辑之于分析哲学都是如此,而逻辑基础的变革首先碰到的就是主谓关系问题。从哲学史的一般情况来看,作为跟前述人物可以比肩的哲学大家,马克思探讨过主谓关系问题毫不奇怪,相反,如果他对哲学传统进行了那么重大的改造却在主谓关系上无所作为,反倒是奇怪的事情。

然而,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自从马克思不再谈论这一话题以来,也就是170年来,主谓关系几乎没有被实质性地触及过。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正是在这个时期,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以来,西方哲学围绕主谓关系在语言逻辑层面发生了最深刻的革命,导致了语言的转向。这种情况下,基于完备的马克思的著作文本,在通晓哲学思维的历史与成就的基础上,重新探察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1.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2月第1版,第535页。


 

 

二、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被埋没的情况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恩格斯和列宁都很重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础,这表现为他们像马克思一样改造黑格尔逻辑学,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可是,无论是在恩格斯那里,还是在列宁那里,这种被当作逻辑的辩证法尽管包罗万象,却并不涉及逻辑的形式方面,尤其不涉及以主谓关系为轴心的句法形式。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来源于黑格尔,特别是他的逻辑学。在马克思主义的流行观念中,黑格尔的逻辑是有内容的逻辑,不同于形式逻辑。可是,持这种观念的人们没有看到,黑格尔的逻辑尽管强调内容,但并不排斥形式,相反,它是一种力图使形式和内容相统一的逻辑。这表现在,黑格尔不仅系统地探讨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形式,而且在他的逻辑学体系以至整个哲学体系中都贯彻了这些形式。按照黑格尔自己的界定,他的逻辑学就是关于“绝对形式的科学”2

《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提出“辩证逻辑”的地方,其中,他对黑格尔《逻辑学》中判断分类的部分进行过概述,正是在这里,黑格尔集中讨论了主谓关系,但恩格斯在概述时只提到“主词”,却没有提到“谓词”。3在《自然辩证法》中,“主词”和“谓词”只是在一段黑格尔的引文中才同时出现过。4恩格斯虽然概述了这部分内容,并肯定了这种分类法的真理性和必然性,但认为这些东西“枯燥乏味”,它们不仅以思维规律为根据,还以自然规律为根据,并以此为由将探讨的重点转移到了自然辩证法上。5恩格斯所总结的自然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包括质量的相互转化、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这些规律是自然界的客观运动形式,它们被反映到主观之中就变成了“辩证的思维”或“辩证逻辑”。6

恩格斯的辩证逻辑塑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逻辑的正统观念,即:逻辑分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它们的关系相当于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关系,前者研究逻辑的主观形式,后者研究逻辑的客观内容。7这种看法指引了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础的基本方向,即一个跟逻辑的形式相背离的方向。

恩格斯晚年对辩证逻辑的阐述影响巨大,以至于在同时代人狄慈根的眼里,恩格斯是“新唯物主义”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该学说被德国社会民主党视为最根本的理论基础8。在这里,狄慈根没有提到马克思,言下之意为这套哲学主要是恩格斯的成就。尽管狄慈根本人也探讨过主谓关系9,但他并没有将其作为哲学的逻辑基础来看待,相反,当他专题讲述“逻辑”时,要求“一定要仅只研究事实上的世界”10,即恩格斯式的客观辩证法,逻辑的形式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

列宁上承恩格斯的观点,并借鉴了狄慈根的许多重要表述,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这两个用语11。尽管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出版于列宁去世之后,列宁没有读到,但列宁根据恩格斯《反杜林论》等其他著作已经阐明的理论,通过独立研究黑格尔的逻辑学,得出了跟《自然辩证法》的原理相一致的观点。列宁一方面把逻辑归结为“关于‘一切物质的、自然的和精神的事物’的发展规律的学说”,在逻辑中排斥了对思维形式的研究,另一方面把“逻辑的式”归结为实践活动亿万次重复的结果,12从而彻底否定了逻辑形式相对于思维内容的独立性。或许正因为列宁对逻辑形式抱有上述看法,他在摘录和评论黑格尔《逻辑学》时才略过了恩格斯概述过的关于判断的部分和其他比较形式化的部分,并称这些部分是“引起头痛的最好办法”,甚至在整个摘录和评论中只有一处提到过“宾语”这个句法术语。13

列宁基于自己对黑格尔逻辑学的理解,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并认为,“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一门科学,这种唯物主义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发展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14列宁对《资本论》的逻辑以及黑格尔逻辑的这种定位在充分肯定了它们的内容方面的价值的同时,也彻底否定了其形式方面的价值。

恩格斯和列宁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基础规定为物质世界的客观规律,而主观逻辑仅仅是对客观逻辑的反映,并且二者只要被正确认识就“必然是互相一致的”15。这就是说,如果物质世界服从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和否定之否定的逻辑,那么思维中的正确逻辑也不会两样。这样一来,在恩格斯所说的辩证逻辑中,除了自然界的逻辑、社会历史的逻辑和认识的逻辑,就不再有跟它们不同的逻辑本身了,这在客观上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权威体系向马克思本人的主谓辩证法关上了大门,让它有家难回。

在列宁之后,沿着恩格斯—列宁这一传统,为了给马克思主义哲学补建一个完整的逻辑基础,马克思主义诠释者们建立了在学科上有别于形式逻辑的辩证逻辑。这个学科体系在内容上以恩格斯和列宁的辩证逻辑思想为基本框架,把马克思除主谓辩证法之外的辩证法思想整合到该框架中,在形式上则采用了黑格尔关于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部分观点,并发挥了黑格尔对形式逻辑的批判。该学科体系在科学探索上的意义无疑值得肯定,但它自始至终都没有消除掉拼凑的痕迹,也没有形成作为逻辑所必需的一以贯之的形式系统。其所以如此,在于它不仅完全忽视了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这一真正的逻辑基础,而且在它的体系中根本无法安置马克思的这一思想。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方面来自恩格斯—列宁的传统,另一方面专注于实践应用,加上经典著作的译文中缺乏清晰连贯的主谓术语16,注意不到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实属正常。至于那些异于恩格斯—列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派别,由于其理论旨趣都在实践领域,自然也不会在意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

    于是,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就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演化过程中或者被置换了,或者被忽略了,总之被埋没了。


 2.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12月第1版,第258页。

3.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第566-567页。

4.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第557页。该译本中的用语为“主语”和“述语”。

5.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第567页。

 6.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第401566页。

 7.参见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第147页。

 8.参见慈根:《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原出版于1887年),转引自《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第420-421页。

9.参见狄慈根:《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原出版于1887年),转引自《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第423-428页。

10.参见狄芝根:《辩证法的逻辑》,柯柏年译,·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7月第3版,19593月第6次印刷,28页。

11.参见狄慈根:《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原出版于1887年),转引自《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第422442页。

12.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第77160页。

13.参见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第147195页。

14. 参见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第290页。

15.参见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第568页。

16. 对相关译文问题的讨论,请参见拙文《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三、主谓关系的元结构

 

    “主词”和“谓词”既是语法术语,也是逻辑术语。作为逻辑术语,它们分别表示判断关系的两个项,其中,主词指出对象,谓词对之加以说明。对于主谓关系,如果只考虑外延和内涵的情况,这种研究就是形式逻辑;如果进一步考虑词项所表示的对象是否存在这种本体论问题,以及它们的意义如何理解这种认识论问题,这种研究就属于哲学,这种逻辑就是一种有内容的逻辑。当然,本体论和认识论也可以撇开主谓关系来讲,正如恩格斯所开创的辩证逻辑的做法那样。但是,西方哲学从亚里士多德以来,就其主流传统而言,都是从主谓关系来讲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马克思也不例外。

    为哲学设置主谓关系的逻辑架构,是亚里士多德的创举。在不考虑判断的具体分类的情况下,由简单直言判断中主词和谓词的功能和关系所形成的框架可以称为主谓关系的元结构。从本文视角去看,该结构包含如下四种基本关系。其一,像在“我是人”这个判断中,“我”是主词,表示一个独立存在的个别实体,“人”是谓词,表示我所属的最近的类,这反映了个体和类的关系。其二,像在“我是自由的”这个判断中,“自由的”也是谓词,表示我的一个属性,该属性依附于我这个个体而存在,把我跟其他没有该属性的个体区别开来,这反映了个体作为基体和它的属性的关系。其三,像在“人是动物”这个判断中,“人”变成了主词,“动物”充当谓词,表示一个把人包含于其中的较大的类,这反映了小类和大类的关系。其四,像在“人是理性的”这个判断中,“理性的”充当谓词,表示人这个类所具有的一个属性,该属性把人跟缺乏该属性的其他事物区别开来,这反映了类作为基体与它的属性的关系。在上述例句中,主词都表示对象,其中,个体是时空中存在的对象,类是个体对象的集合,即一种普遍的对象;谓词或者表示对象所归属的类,或者表示对象所具有的属性。判断的作用在于或者给对象归类,或者指出对象的属性,从而达成对于对象的理解。就此而言,主词和谓词在结构上是互补的,既不能化约为一,也没有主次之别。

不过,主词和谓词毕竟各有侧重,这些不同的侧重点正是形成不同哲学派别的逻辑端绪。首先,在个体与其谓词的关系上,比如在“我是人”、“我是自由的”这两个判断中,一派认为,只有“我”这样的主词所表示的个体才是真实存在的,“人”和“自由的”之类的谓词都只是名称而已;另一派认为,我这样的个体生生灭灭、变化万端,而“人”这个类和“自由的”这个属性则恒常不变、真实可靠。其次,在小类和大类的关系上,比如在“人是动物”这个判断中,一派认为,主词“人”所表示的类比谓词“动物”所表示的类离个体更近,因而更加实在;另一派认为,谓词“动物”表示人跟其他动物所共有的普遍性,是差异中的统一,因而更加实在。再次,在类和属性的关系上,比如在“人是动物”和“人是理性的”这两个判断中,一派认为,对于人来说,动物是实体,理性是属性,实体比属性重要;另一派认为,对于人来说,理性是形式,动物是质料,形式比质料重要。最后,在主谓词的语义关系上,比如在“我是自由的”这个判断中,一派认为,“我”仅仅指自我意识,“自由的”仅仅表示自我意识的属性;另一派认为,“我”所指的是一个灵魂和肉体相统一的个人,这个人只有当其实际处于自由状态时才可说是“自由的”。

在某种意义上,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主词与谓词的辩证历程,而黑格尔的逻辑学则将其中侧重谓词的向度发挥到了极致。在黑格尔看来,在个体与其谓词的关系上,谓词所表示的东西更加实在,个体只是其谓词意义的体现;在小类和大类的关系上,大类更加实在,小类也只是大类的体现;在类和属性的关系上,属性更加实在,那些最重要的属性就是对象的本质;在谓词的抽象意义和现实对象的关系上,抽象意义更加实在,现实对象只是表征。比如,在上述例句中,通常认为,“我”是最真实的存在,“人”的实在性次之,“动物”又次之,“自由的”和“理性的”最少实在性,但以黑格尔的眼光来看,“理性的”和“自由的”才是最实在的,“动物”是它们的化身手段,“人”是它们的化身形态,“我”则是它们在时空中的实际体现。黑格尔的总原则是:外延越大的谓词越实在,外延最大的谓词表示最真实的存在,这个谓词就是“有”。这样一来,“有”虽然在普通逻辑的句法中充当最后的谓词,但在思辨逻辑的句法中却被转化成了唯一的主词。与此相应,所有那些原本在各个层次的判断中充当主词的词语则反过来变成了“有”的谓词,用来逐级说明“有”所包含的各种复杂情况,帮助“有”从一个起初最为抽象的概念最终变成最为具体的概念。

黑格尔的上述做法就是所谓“主谓颠倒”,其技术诀窍在于对主谓关系元结构中通常充当主词和谓词的概念进行换位处理。费尔巴哈最早发现并揭开了这个窍门,并发动了一场“主谓再颠倒”的哲学运动,致力于恢复主词与谓词的自然秩序,重置主谓关系的元结构,并发挥其中侧重主词的向度。青年黑格尔派的部分成员参与了这场运动,其中,马克思在理论上开掘最深,扎根最牢。正是通过这一学理性极强的工作,马克思才形成了自己的主谓辩证法,从而为自己的哲学以及整个思想的大厦打下了足够坚实的逻辑基础。

 



四、马克思主谓辩证法述要

 

    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包含两大方面的内容,其一是主词优先的句法学原则和对象优先的语义学原则,其二是主谓之间互动共生的辩证方法。前者是在批判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谓颠倒”的基础上所形成的自我主张,后者来自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批判继承。本文主要阐述前一方面的内容。

    马克思讨论主谓关系的最早文本是《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该书直接批判黑格尔的国家观,间接批判作为其国家观依据的逻辑学,批判的路径就是主谓分析。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在任何时候都把普遍的理念当作主词,从而当作独立存在的东西,把现实的事物这种原本的主词当作谓词,从而当作前者的外在表现。17这种做法意味着凡事从理念从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由于黑格尔在逻辑学中已经设定了理念的实在性,并为其主谓关系制定了基本模式,因而到了法哲学中,他就理所当然地把国家视为理念的一种现实形态,把其间的各种关系视为理念的抽象关系在该领域的具体表现。就国家自身而言,他也根据理念作为概念包含普遍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三个环节的抽象原理,得出国家权力应该分为王权、行政权和立法权并统一于王权的政治主张。18

    通过上述批判,马克思确立了自己关于主谓关系的句法学原则,表明了不同概念在主谓句法结构中应有的位置。该原则包含两个具体原则,即外延原则和基体原则。19外延原则是:外延小的概念作主词,外延大的概念作谓词。该原则的本体论含义是个体优先于类。这就恢复了像“我是人”、“人是动物”这种日常判断中一般主谓关系的自然秩序。其中,外延越小的概念越实在,比如“人”比“动物”实在,而最小外延的概念表示个体,这种对象是最真实的存在,比如“我”的所指就是最真实的存在。基体原则是:基体作主词,偶性作谓词。该原则的本体论含义是基体优先于属性。这就恢复了像“我是自由的”、“人是理性的”这种日常判断中个体或类与其属性之间的自然句法秩序。其中,个体是基体,其属性依附它而存在,如“自由的”依附于“我”而存在;类也是基体,其属性也依附于它而存在,如“理性的”依附于“人”而存在。当然,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对这两条原则尚未表述到如此明确的程度,但他的论证却是建基于此的。正是根据这样的原则,马克思才驳倒了黑格尔以普遍属性为实体来为普鲁士专制制度作辩护的观点,证立了以全体社会成员为实体的“尽可能普及选举”的民主主义主张。20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题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其中,通过主谓分析所直接解决的问题是:何谓真正的主体?马克思的解题过程分为两步:一是从绝对精神下降到人,二是从人的自我意识落实到现实的人。关于第一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神、绝对精神、理念当作主词,当作基体,而把现实的人和现实的自然界当作谓词,当作前者的表征,因此把主谓关系“绝对地相互颠倒了”。马克思自己的主张是,绝对精神及其辩证运动不过是人的生命中的神性部分或绝对本质的表现、抽象和异化而已。21这就是说,句法正确的判断不应该是“绝对精神表现为自然和人”,而应该是“人具有神性或绝对本质”,其中,正确的主词以及真正的主体不是高高在上的“绝对精神”,而是平凡普通的“人”。关于第二步,马克思认为,黑格尔设定“人=自我”,“人=自我意识”,这样一来,人的异化就只是自我意识的异化,异化的扬弃也只是回复到自我意识,自然界和现实的人都不过是自我意识借以完成否定之否定过程的中间环节而已。22这是一个从精神出发经过物质再回到精神的过程,即使在认识论上有某种合理性,也不具有本体论上的合理性。马克思自己的主张是,从“人是自我的”这个命题可知,“自我意识是人的自然即人的眼睛等等的质,而非人的自然是自我意识的质。”23这就是说,句法正确的判断不应该是“自我意识是人”,而应该是“人有自我意识”,其中,正确的主词以及真正的主体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具体的“现实的人”,即兼有自然生命和精神的人。

    可见,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通过主谓再颠倒,既否定了绝对精神或理念在黑格尔的《逻辑学》乃至整个哲学中充当绝对主词的逻辑地位,以及它作为实体兼主体的本体论地位,又否定了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在《精神现象学》中充当相对主词的逻辑地位,以及它作为实体兼主体的认识论与实践论的地位。作为替代,马克思把“一个有生命的、自然的、具备并赋有对象性的即物质的本质力量的存在物”即“现实的人”24确立为正确句法的主词,树立为认识和实践的新主体,从而为他的实践哲学和主客辩证法奠定了第一块基石。很明显,马克思在这里坚持的原则主要是基体原则:只有“现实的人”才是最终的主词,表示真正的主体,而“自我意识”和“绝对精神”之类都是谓词,都表示现实的人的属性,包括直接的属性和异化的属性。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批判布鲁威尔及其伙伴用自我意识代替人充当绝对主体以及类似的主谓颠倒做法的同时25,还专题揭示了黑格尔“思辨结构的秘密”。马克思以果实与苹果、梨、扁桃等的关系为例,说明了黑格尔的实体与诸样态的关系。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把大类看作实体,看作一种独立存在的本质,把其中的诸小类看作该实体的不同样态,这好比把果实看作实体,把苹果、梨、扁桃等看作果实的不同样态。不仅如此,黑格尔体系中的大类不只是包含诸小类,还要从自身的本质中能动且必然地演化出诸小类,就此而言,它不仅是实体,而且是主体,这好比果实不仅包含苹果、梨、扁桃等,还会能动且必然地依次转化为苹果、梨、扁桃等。马克思自己的主张是,只有苹果、梨、扁桃等才是现实的果实,才是真正的实体,而“一般果实”不过是思维的抽象。 26在这里,马克思所颠倒的是小类和大类的主谓关系,结论是小类比大类实在。这是对上述外延原则的充实。

外延原则蕴含了两个本体论观点:一是个体比类实在,二是小类比大类实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对第一个观点有实际的运用,而《神圣家族》则清楚地表达了第二个观点。不过,马克思并没有对两个观点进一步作出连贯的论述,尤其没有把《神圣家族》从大类下降到小类的理路贯彻到底,跟个体最为实在的基点连通起来。实际上,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批判黑格尔思辨结构的秘密,直接的目的是揭露施里加在评论小说《巴黎的秘密》时所采用的一个手法:他把作品中的“秘密”这种属性解释成类似实体兼主体的东西,而把其中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等人物及其故事情节这些个别的东西解释成这个实体兼主体的不同化身。27也就是说,马克思是在拿果实与苹果、梨、扁桃等的关系去类比“秘密”与伯爵夫人、侯爵夫人、浪漫女子等的关系,可是,前一种关系是大类与小类的关系,而后一种关系是属性与个别基体的关系。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对主谓关系的思考中,个体和小类的界线尚不明晰,大类和属性的区别也不甚清楚,整个句法结构还谈不上完整和通透。

可是,在马克思没有做到的地方,施蒂纳却发挥出了理论的彻底性。大约在《神圣家族》出版的同时,施蒂纳出版了《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该书中,施蒂纳也确立了自己的实体兼主体,但它既不是神、绝对精神或理念,也不是自我意识或现实的人,而是作为“唯一者”的“我”,即一个尚无任何谓词规定性却可能拥有各种谓词规定性的主词,他称之为“创造性的无”。28施蒂纳观点背后的句法主张实际上就是:“我”是绝对主词,没有任何实际的含义,仅仅指代唯一者这个唯一真实的存在物,而谓词所表示的类或属性都不过是唯一者的特性或所有物,它们不能反过来凌驾于唯一者之上。施蒂纳所迈出的这一步,标志着黑格尔之后德国思辨哲学“主谓再颠倒”运动在句法学方面达到了终点:从黑格尔的“有”这个外延最大的概念作主词,经布鲁诺鲍威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的各种各样的“人”这些外延较小的概念作主词,再到施蒂纳的“我”这个外延最小的概念作主词,被颠倒的句法结构又被彻底颠倒了过来。

 

施蒂纳的理论彻底性对马克思形成了巨大的思想冲击。为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花了一大半的篇幅来专题批判《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鉴于恩格斯在其一生的独著中从未探讨过主谓关系,而马克思在上述独著中反复探讨过有关问题,笔者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涉及主谓关系的论述都归到马克思名下。

虽然施蒂纳完成了主谓句法结构的再颠倒,但马克思敏锐地发现了他的一个致命缺陷,那就是:他在主谓语义结构上仍然沿用着黑格尔的原则。主谓关系的语义结构主要指主词和谓词所表达的意识内容跟对象的关系。比如,在“我是自由的”这句话中,“我”所表达的意识内容是说话者对自己的意识或说话者心目中的自己,而它的对象则是那个实际存在的说话者本身;“自由的”所表达的意识内容是说话者对这个概念的理解,而它的对象是说话者实际具有的自由的状态。按照施蒂纳的逻辑,既然“我”是唯一者,“我”就可以通过摆脱我的一切谓词而获得自由。但马克思认为,“现实又被头脚颠倒了”,如果“我”不是一个黑格尔式的范畴,也不是形式逻辑上的一个主词代号,而是“现实的我”,那么,由于他处在社会生活的复杂关系中,特别是处在由交往形式和生产力所决定的阶级关系中,因而说“我是自由的”就决不只是意味着在意识中摆脱谓词,而且意味着要在现实中摆脱枷锁。29比如,如果“我”就指施蒂纳本人,“自由的”指他摆脱了胃痛的状态,那么,这绝不是可以在意识中通过否定“胃痛”这个谓词就可以做到的。30据此,马克思把施蒂纳的以否定谓词为特征的自由称为“唯心主义的自由”,而把自己的以改变世界为特征的自由称为“唯物主义的自由”。31

对施蒂纳的问题,马克思仍然归之为主词和谓词的句法学颠倒,这是马克思看得不够透彻的地方。当然,实际上,即使在句法学思路上,马克思对施蒂纳也主要是在作语义学批判,认为施蒂纳“总是把经验关系头脚倒置”32,即把意识看作实在的东西,而忽视了现实的对象。可见,这种颠倒乃是语义学的颠倒,所遵循的是现实性原则或唯物主义原则。尽管马克思对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的语义学批判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就一直存在,但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才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其原因就在于,句法学批判已经被施蒂纳发挥到了极限,马克思必须另行开辟新的批判空间。当然,也是因为语义学批判并不直接依赖于主谓句法结构,在揭示出主谓关系所直接蕴含的语义学原则后,主谓辩证法的批判模式也就到头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再也没有论述过主谓关系,这表明:一方面,主谓关系不是马克思理论兴趣的全部,甚至不是他的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他的有关研究只是在为他的其他研究做逻辑上的准备;另一方面,马克思后来不再议论主谓关系,是因为他经过几年的批判性研究已经形成了比较系统和成熟的见解,这些见解已足以成为他的其他研究的逻辑基础。

前已述及,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既包括句法学和语义学的原则,也包括辩证方法,本文只概述了前一方面的内容。从以上的阐述可知,马克思以“主谓再颠倒”为特征的句法学原则和语义学原则是他自己披荆斩棘从事批判的结果,也是一份长期以来被埋没的思想资源。相比之下,辩证方法主要还是对黑格尔思想的继承和应用。因此,本文所阐述的这部分思想乃是基础中的基础。


17.参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第14-22页。

18.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第32-34页。

19.见拙文《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20.见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第150页。

21.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第332页。

22.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第321333页。

23.参见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第321页。

24.参见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第323页。

25.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12月第1版,第24175244页。

26.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12月第1版,第71-76页。

27.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年12月第1版,第75-76页。

28.参见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9年12月第1版,第5页。

29.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12月第1版,第142210324511516页。

30.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12月第1版,第253页。

31.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12月第1版,第341页。

32.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12月第1版,第263344页。

 

 

 

五、结语

 

综上所述,马克思哲学肯定有其自身的逻辑基础,这个基础就是马克思本人在早年通过再颠倒黑格尔的主谓关系而形成的主谓辩证法,其特点在于这是一种有形式的逻辑。可是,在后来的诠释史上,马克思哲学的这个逻辑基础却被埋没了,并被一种去形式的逻辑所代替。这是马克思哲学迄今为止所遭到的最深层次的理论误解。

不了解和掌握马克思的主谓辩证法,是不可能真正懂得马克思的辩证法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原则区别的。反之,一旦熟悉并领悟了这部分思想,不论对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与主客辩证法,还是对于他的唯物史观与历史辩证法,抑或对于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与革命辩证法,都能获得更加到位的理解。

一百余年前,列宁在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时曾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33列宁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表明他当时对逻辑学之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重要性感触至深。他说的“半个世纪以来”,是指《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如今,在我们初步了解了马克思早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前20年就阐述过的主谓辩证法后,是否也可以发出类似的感叹呢?

当然,本文的主要目的还是提出问题和拟订课题,之所以自称为对马克思哲学的逻辑基础的“探察”,就是为了表明:包括“发掘”和“重构”在内的主要工作都还在后头。

 

33.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第151页。

 

    参考文献:

    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7612月第1版。

    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200210月第2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5712月第1版。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金海民译,商务印书馆,北京,198912月第1版。

    马克思和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6012月第1版。

    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13月第1版。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二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752月第1版。

    狄慈根:《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

    狄芝根:《辩证法的逻辑》,柯柏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7月第3

    列宁:《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

    列宁:《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列宁全集》第五十五卷,人民出版社,北京,199012月第2版。

    徐长福:《论马克思早期哲学中的主谓词关系问题》,《哲学研究》2016年第10期。

 

                               写于20174月上旬

                                                    (正文加注释共约12,900字)

 

    说明:本文发表于《哲学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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